4月20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邀请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人文学部副部长、东亚系尤锐（Yuri Pines）教授在122会议室举办了“法家思想专题讲座”。国学院副院长梁涛教授、国学院宋洪兵副教授参加了讲座，来自人大各院系的师生及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等兄弟院校的部分学者和本校学生二十余人参加讲座，并围绕尤锐教授的讲座展开热烈讨论。讲座由梁涛教授主持，前后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尤锐教授用流利的汉语，围绕“‘法治’还是‘社会工程学’？——《商君书》的政治思想新论”这个讲座题目，从“学者对《商君书》的偏见、《商君书》的重要性、《商君书》与“法治”、 商鞅思想的基础、战国诸子的国家起源论、战国诸子对性、“名”、利的态度、商鞅与爵制(军功爵制)、商鞅“社会工程学”的有效性、商鞅与道德、《商君书》各篇的成书年代、《商君书》的历史地位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阐述了他对《商君书》研究的最新成果，讲座激情澎湃、热情洋溢，充分展示了尤锐教授新颖的研究视角、不落窠臼的理论观点。

尤锐教授在讲座中指出，相比较先秦思想家研究，学界对商鞅及《商君书》的思想研究一直比较冷淡，历史上也有“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的说法，但《商君书》的思想价值极其重要，呼吁学界对此重视，展开研究。他认为，《商君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最早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极为现实的思想；充满历史进化论、人性论等哲学思想。尤锐教授从文献学、史料学的角度指出：在研究商鞅及其学派的思想时我们必须以《商君书》为主要的资料，而《史记》则是次要的，《商君书》像其它先秦文献一样，并不是由一个人、在一个时代写成，是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补充而成。《商君书》中的“法”常常不是指“法律”之“法”，而指国君在赏刑及选官时所应该用的客观的方法，这时“法”与“私”是相反的，因此其内容与“法治”之“法”实际上关系不大。商鞅与其它思想家不同，商鞅不讨论 “好利”与“好名”是否需要修改；他并不愿意改善“人性”。他否认“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地追求私利与社会声望。但与儒家相反，商鞅想利用个人的需求和欲望，使之成为统治者的最有效的手段，认为这是一种的最早的“社会工程学”的理论。尤锐教授更从爵制和秦国墓葬的前后变化，论证自己的上述观点并进一步回答了“商鞅“社会工程学”的有效性：如何把老百姓变成勇敢的士兵？”这个问题。即正面的爵与赏，负面的刑与罚，还有价值观上的“壹教”。在商鞅的道德性论述上，从长远来看，商鞅还是具有道德理想性的思想家。讲座最后，尤锐教授总结了《商君书》的历史地位：《商君书》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极为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措施，把陷于崩溃的国家变成有效的政体；该书的目标是让秦国进入“富国强兵”状态；因而短暂的任何利于这个目标的措施都可行。然而长远的目标仍然是具有道德色彩的；《商君书》的产生跟普遍兵役制度具有密切的关系，在该制度消失以后，其书也失去了自己的魅力；尽管《商君书》的政治意见具有明显的历史限制，它对于一些陷于崩溃的国家仍然具有意义，让它们能恢复有效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然而这些国家也要记得司马谈的话：法家的措施是“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尤锐教授讲毕，梁涛教授、宋洪兵副教授等师生围绕尤锐教授的观点先后发言，阐述观点，提出问题。尤锐教授一一回答。此次“法家思想专题讲座”取得了学术沟通与思想交流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