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名称：春秋列国的战略地缘关系 主讲人简介：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市学科评议组历史学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学学刊》执行主编，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大国争霸 “贵族精神”消亡 细数中国历史，有几个时代是相当精彩的，其中一个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时期有三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是动态性。众所周知，历史是动态的，但是春秋时期的动态性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在变革。 政治上有大的变革，诸侯称雄，王权下移，大国争霸。 经济上也在变革，原有的井田制被瓦解，新的生产关系在建立，原有的城乡格局——国野制也被打破，新的城市兴起，人口增长，商业发达，手工业进一步发展。 军事上更有重大的变化，战争的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大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一带，步兵、水兵，甚至少量骑兵的加入，改变了原本以车战、阵地战为主的作战模式。 另外，此前的战争讲究堂堂正正对阵，要事先约好作战时间和地点，当时的战争却专搞偷鸡摸狗的门道，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讲的“兵者诡道”、“兵以诈立”这一套大行其道。 凡是守规矩的诸侯都没有好下场，而那些不守规矩、没有道德底线、不讲游戏规则的诸侯都成功了。 像宋襄公这样的人物不吃香了，可以说，宋襄公的死亡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标志着中国文化中的“贵族精神”的消亡，标志着小人大行其道时代的到来。 历史沿革 “尊王攘夷”仍存在 第二个特征是过渡性。春秋时期的前脚已经跨入了新时代，也就是与战国时代无缝接轨。实际上，春秋后期的战争、政治变革和战国时代的战争和变革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后脚还停留在旧的时代，即那个讲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礼乐文化时代，是西周古典文明的自然延续，当时的核心价值观是“尊王攘夷”。 第三个时代特征是不平衡性，地区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春秋时期，中原大地及周边国家，同楚、吴、越这些国家的发展观念、文化观念、道德伦理是很不一样的，地区性的特征非常明显。 列强分析 晋齐秦楚 一等强国有四个 春秋时期见诸史籍的国家就有100多个，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但是春秋时期又是一个争霸战争非常盛行，甚至成为社会生活主旋律的时代，所以经过这两百多年，最后留下的相对稳定的国家也就十几个。 那么这十几个国家是哪些呢？首先当然是周，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在今天洛阳一带，称为“王畿”，它名义上还是天下之“共主”、“天下之大宗”。 接下来是四个一等强国：晋国、齐国、秦国、楚国。这四个一等强国很像现今国际对峙格局中的四个国家：晋国相当于美国，是中原文化的中心，是所谓中原地区价值观的体现者、诠释者，它是最强大的头等大国。 楚国是新兴的大国，富有蓬勃的生机，拥有强大的国力，让周边各国忌惮，不敢轻易得罪，但守旧的诸侯总是千方百计勾结在一起和它作对，这有些接近一些金砖国家的境地。 秦国看似综合实力不强，但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的，能对当时“国际”战略局势变化产生很大的作用与影响。 齐国类似于当今的英国或者欧盟，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惟晋国马首是瞻，但同晋国有时也会发生一些矛盾，甚至也打过仗，但打完仗以后马上又团结在一起，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楚国。 二等强国 盘踞中原和南方 春秋时期的二等强国主要是中原和南方地区的一些国家。 鲁国，在现在山东泰山一带，是周公旦的封地。从西周到东周唯一延续下来，始终不可忽略的一个国家就是鲁国，它保留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最完整，所谓“周礼尽在于鲁矣”，就是这层意思。 宋国，在河南北部、今商丘一带，宋国国君是商朝的后裔。宋国在春秋诸国中地位很重要，但同时宋国的角色又颇为尴尬。一方面宋国位于中原核心地带，受到周边周朝兄弟之国的监视；另一方面毕竟是亡国之后，被别国所瞧不起，先秦时期有许多诸如“守株待兔”之类的成语，嘲笑的都是宋国人。 郑国，在今河南郑州一带，郑国既在列国间扮演缓冲剂的角色，同时是列国间矛盾的焦点。楚国要北上，第一道关口就是郑国，晋国要独霸中原也一定要收服郑国。郑国位于中原的核心地带，处于四战之地，郑国倾向于谁、依附于谁，基本上霸主就是谁，因此郑国在当时起着很重要的平衡器的作用。 此外还有曹国、卫国、陈国、蔡国、燕国等等。 百余国家 构建诸侯文化圈 一等强国、二等强国加上林立的小国，构成了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格局。这一百多个国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正宗的周兄弟之国，如卫国、鲁国、晋国、郑国等，它们属于周的核心圈；第二种是异姓功臣之后的诸侯，如姜太公始封的齐国及宋国这样的前朝后裔；第三种是因为周朝摆不平，所以给予封号、纳入“国际秩序”体系的国家，如楚国、越国及“嬴”姓的秦国。 这些国家都属于中原诸侯文化圈，但是文化圈情况不一样，下面，我们重点分析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前途。 四大强国 开始不过是“偏侯” 首先，一等强国的战略地缘优势非常明显。 四个一等强国，晋国的位置在北边，齐国的位置在东边，楚国的位置在南边，秦国的位置在西边，他们的战略地缘优势非常明显。 这些大国，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不大。春秋刚开始时说晋国是“偏侯也”，也就是遥远北方地区的一个小诸侯，“其土又小，大国在侧”，大国在侧指的是秦国和齐国当时都比晋国大，有它们在旁边，晋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楚国在早期，也不是什么大国，史称其“土不过同”，即为明证。齐国是大国，但是在西周刚建立的时候，无论是面积还是实力，都未曾超过周公旦的封地鲁国，齐国是在春秋时候发展起来的。秦国就更加偏远了，处在函谷关之外。 吞并小国 地缘优势奠霸业 这些一等强国在刚建国时都算不上大国，但是经过春秋两百多年的发展，都变成了首屈一指的头等大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有非常有利的战略地缘优势。 它们在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主动、有利位置，而不处于内线作为战场的位置，所以在战略上很主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秦国励精图治、养精蓄锐至秦穆公时，决定向外扩张，东出函谷关向中原发展，却在崤之战为晋国所败，“匹马只轮不返”，东出的路被阻断。秦穆公暂时放弃东进，调转矛头，转而吞并了周边的小方国、小部落和少数民族。 《史记》上记载，秦穆公是“灭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就是通过蚕食周边，扩张并积蓄实力，逐渐成为地区强国乃至天下强国的。 楚国也是如此，北上争霸多年，城濮之战为晋国所败，争霸失败后，转而对付汉水、淮河流域的少数部族和小国家，“汉阳诸姬，楚实并之”，至于那些淮夷小国，更是楚军兵锋所至，顷刻覆亡。有了这样的积累，楚国在楚庄王时终于等到机会，再次北上中原，“陈师周疆，问鼎之轻重”，高调争霸天下。 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一等强国，除了明显的地缘优势之外，还因为除晋国外的其他三国都不在中原核心文化圈内，文化上受周礼的传统影响不是那么的严重。 这些国家不受传统的礼乐文明规定的束缚，反而可以放手一搏，别人不敢干的事情它都敢干。这也就是为什么春秋时期，许多制度的变革都是从楚国、秦国首先兴起和推行的缘由之所在。 中原衰落 地处核心 列国争霸成战场 中原核心地区的国家，在周朝初期是很风光的，但是经过一整个春秋时期的洗礼，纷纷衰败，有的退为二等强国，有的甚至沦为不值一提的陪衬小国。 这些没落的国家就像曾经盛极一时的那些欧洲国家，卢森堡、比利时、“海上马车夫”荷兰、葡萄牙、“殖民先锋”西班牙等等。 这些欧洲国家，面积大小差不多，都是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已经被开发，没有什么空间可供争夺，相互之间地位、实力都比较均等，互相牵连、制衡，谁也不能吞并谁。 宋、郑、曹、卫、鲁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它们不具备战略地缘的优势，战略回旋的空间非常狭小，因而只能战略内线作战，往往是当时战场的中心地点，甚至沦为大国争霸的战场。 晋国和楚国打了许多次仗，可以说，晋楚争霸是整个春秋历史的一条主线，但是晋楚争霸的三大战役既没有在楚国的国土上进行，也没有在晋国的国土上进行，而是在郑国的国土上打。人家“请客”，却让倒霉的郑国来“买单”。 克己复礼 传统文化成束缚 这些中原国家之所以衰落，还因为它们都是周文化核心圈成员，深受周礼浸染、熏陶，改革的包袱太重。 鲁国自不用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周礼尽在于鲁。宋国，不但要守周礼，还要守商代的礼，因此宋襄公的一些做法并非偶然，“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这是礼乐文明规范下的“军礼”传统所尊崇的，是按章程行事。 郑国也是如此，郑国虽然在西周后期才被分封为诸侯，属于新兴国家，但地处中原中心地段，受礼乐文明影响至深。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如果要赢，就一定要坏到底，而这些中原国家克己复礼，在争霸中包袱太沉重，衰落也是必然。 不择手段 败军之越灭吴国 反观越国，之所以能够打败吴国，就是因为越王勾践比吴王夫差更加无视礼法，心狠手辣。 夫差打败勾践后，没有杀他，而是放他回越国，这并不是夫差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尊崇礼乐文明的规定——“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即赦免已经降伏的敌人。 但越王勾践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他不在意这些规定，也不受传统之礼的束缚，夫差放了他，给了他机会卧薪尝胆，一举反攻，是纵虎归山。 越国闹灾荒时，吴王夫差守礼，向越国援助了粮食和种子，到了吴国闹灾荒时，越王勾践却不讲规则，反而乘人之危，把煮熟了的种子送给吴国，使吴国的局面雪上加霜。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克己复礼者一落千丈，不择手段者却上位成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总体而言，这些二等国家在中原核心地区，既受到保守文化传统的束缚，又受到军事战略地缘关系的限制，战略回旋的余地非常小，发展的前途也不明朗，所以就像今天的欧洲一样，国势一落千丈，“无可奈何花落去”！ 战略分析 远交近攻 春秋时代已盛行 春秋时代列国的举措，如国与国之间的结盟，中小国家对大国的依附，都和这些国家的战略地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些国家的许多战略措施、方案的选择也与其战略地缘直接相关。 “远交近攻”作为一个军事专有名词，始于秦国，是在战国时代，由范雎向秦王提出的，与远方的国家交朋友，打击周围附近的主要敌人。“远交近攻”由此成为秦国的一项国策。在这一国策的指引下，秦国暂时把齐国、燕国放在一边，集中力量进攻韩国和魏国。 “远交近攻”成为秦国国策始自战国，但在春秋时期，“远交近攻”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各个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方案的时候优先考虑的策略。 春秋时期最喜欢打仗的两个二等强国是宋国和郑国，它们始终在打仗，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国家紧挨着，宋国依附的是晋国，郑国大部分时间依附楚国，少部分时间依附晋国。宋郑两国之间互相攻打，然后远交鲁国、齐国、卫国这些国家。 秦晋之好 政治联姻利当头 大国之间的同盟或分化，也受到战略地缘关系制约。有一个成语，叫“秦晋之好”，指的就是秦晋两国之间的结盟。晋文公重耳能当上晋国的国君，是由秦穆公一手策划的。 秦穆公在把女儿嫁给重耳的同时，派兵护送他回晋国，颠覆了晋怀公政权，让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秦穆公这样的举动当然不是出自对晋国的感情，而是在晋文公身上投注感情成本，以便晋国日后回报，为秦国东进中原，称霸天下提供便利。 但事实证明，秦穆公失算了，白折腾了，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是这样，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 晋文公同样也是利益至上，尽管娶了秦穆公的女儿，依靠秦穆公的资助夺位成功，但是他仍然站在晋国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晋国的立场就是要独霸中原，不容许他人染指，因此晋文公一定要死守函谷关，不能让秦国东出。 晋楚争雄 鄢陵之战 赢得利益输战略 春秋时期，各国在战略地缘关系处理上，都强调谋求长远利益，强调不能受到眼前利益或表层利益的影响，干扰了正确的战略判断。 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因眼前利益而干扰了战略判断的例子，就是楚国和晋国的第三次大战。前面我已讲到，晋楚争霸是春秋时期的主线之一，而这条主线中有三个高潮，也就是晋楚间的三次战役。 第一次大战是城濮之战，晋文公胜，从此晋国“取威定霸”，取代齐国，成为中原霸主；第二次大战是公元前597年，邲之战，楚国胜，楚庄王北上中原，成为新的中原霸主；第三次战役是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晋国胜。晋楚争霸三大战役各有胜负，谁也不能绝对压倒谁，但是相形之下，晋国赢两次，输一次，略占上风。 鄢陵之战是全局观重要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因为从战略地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晋国而言，鄢陵之战并不应该打。为什么呢？ 晋国有个大臣叫范文子，他是范氏宗族里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人，他当时就反对打这一仗。他认为晋国还有很多的内在矛盾没有解决，假如楚国这个敌人存在的话，晋国的内部矛盾就可暂时搁置，不致激化，转而对付外部敌人。 范文子强调：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外患，又无内忧，一般情况下不是有外患就是有内忧，外患的存在，往往能够使君臣之间各种关系保持一种不易破裂的平衡。 留着项羽 韩信性命才安全 范文子的观点是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在此之前，局势是晋国东南西北全有敌人，东边是齐国，北边自己国土里面有少数民族戎狄添乱，西边秦国不依不饶，南边的楚国一直以来都是最主要的敌人。晋国在这样四面受敌的时候，为了摆脱战略上被动的困境，就必须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但是，到鄢陵之战前夕，局面已完全改观了，当时齐国已经败给了晋国，从此死心塌地安于当晋国“小兄弟”的角色。晋国也已经把秦国打得30年翻不过身来，同时，“魏绛和戎”，通过用财货换土地的方法安抚了少数民族戎狄。 晋国四大敌人里三个都不具备威胁了，这时就要把握分寸，见好就收，就不能除去第四个，一定要留有一个敌人，这是一项重要政治原则。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留有对手、敌人，是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不是处于逆境中，而是处于顺境中，最可怕的事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时候一定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让胜利冲昏头脑，最后阴沟里翻船。 例如韩信留着项羽这个敌人的时候，他的性命是安全的，但是霸王别姬、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终于把项羽灭了，韩信却也命不久矣。 结束语 春秋列强 对现代国际关系有启示 春秋列国的战略地缘关系，实际上就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春秋时期的战争和战国时期的战争是有所不同的，春秋时期的战争叫做争霸战争，争霸战争是为了争当霸主。而战国时期的战争是兼并战争，后来发展为统一战争。 兼并和争霸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兼并战争是要敌国的土地、资源和人民，是真正彻底的兼并、吞掉这个国家，是孟子讲的“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而争霸战争比较收敛，只是要其他国家承认自己霸主的地位，不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夺取土地资源为最高目标。从争霸兼并战争相比较可以看出，外交战略地缘关系对于争霸战争尤为重要，可以直接影响整个战争的布局，整个战争的进程以及大国势力的消长。 春秋几十年中，这些大国关系的演变，对当前现实也有很大的启发。 本期讲座整理 记者张丽 校园观察员 吕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