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7月24日 15 版） 通俗史学，这几年在人们文化生活中，算得上是很“热火”的，它之所以“热”，我觉得，这中间最主要的原因，当在于“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把过往的既定史实与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从而激发了人们走近历史、认识历史、进而开发历史的心理期待与生命追求。 正因为历史有相似之处，人们才会在历史中看到现实的影子，从现实中嗅出历史的气味;正因为历史有相似之处，现实中的人在阅读历史、走近历史时才会感到莫名的熟悉，体会到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感同身受。鲁迅先生曾经说:“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而已集•小杂感》)。“历史”以它与现实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明白和重视:历史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用之物。历史与现实实在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其实属于同一个气场。若想要在今天活得聪明，活得成功，在有限的人生道路上少走弯路，不论“阔的聪明人”也好，“不阔的傻子”也罢，了解“历史”终究是有益无害，抑或是利多弊少的。西哲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立论的。 历史的相似性，在我看来，可说是俯拾皆是的。例如，现代社会深为诟病的高校学术腐败，与钱钟书先生《围城》里有关三闾大学群生相的描绘简直如出一辙。《围城》自然是小说，而小说自然是虚构的，可艺术来源于生活，再厉害的虚构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场景，特定的历史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讲，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有关三闾大学群生相的描绘，是曲折和艺术的，但又是肯綮和真切的，是四十年代大学文化的形象写照，是历史真实的艺术再现。 承认了这个前提，我们再来重读《围城》，看到三闾大学的章节，我们不能不敬佩钱钟书先生的历史意识，不能不赞叹钱钟书先生的未卜先知，亦不能不折服于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 对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不当昆虫学家，而来专司一校之长的人事安排，钱先生的感慨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现在还可以加上航天技术、信息工程……笔者按)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看看现在有多少专家“学而优则仕”，凭着“光电生化”的专业知识而当官作宰或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的，可知“中国科学家进爵”这条规律虽历数十年但依旧是真理。 三闾大学的教授中，不乏韩学愈这样的“克莱登大学”出身的“博士”，杜撰和伪造学历学位而窃取教授之位，这可谓是斯文扫地的丑闻，但是就没有人去认真戳穿他，这更属莫大的讽刺(方鸿渐太老实，没有堂而皇之亮出“克莱登大学博士”头衔，所以煮熟的鸭子飞了，当不成教授只好屈尊当个“如夫人”地位的副教授。怪就怪他脸皮不够厚，心肠不够黑，可叹!)环顾今日的高校，不是也时常见到某某的海外履历属造假，某某的晋升资格系作伪一类消息的曝光、揭露吗?可见，在今天，“韩学愈”之流仍然没有销声匿迹。 三闾大学搞任人唯亲，招揽的教师，多是高松年的亲戚、学生、朋友、同事或其顶头上司的亲朋好友，于是人品下流如李梅亭、人品猥琐如顾尔谦等等便缘夤而进，沐猴而冠，成了国立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了。这些人物到了学校后，又开始各自经营自家的山头，搭建自己的圈子，有所谓的“从龙派”、“粤派”、“留日派”、“少壮派”、“汪派”等诸多有形或无形的派系，把整个大学搞得乌烟瘴气，鱼龙混杂。时至今日，这种遗风似乎也不曾绝迹。抱圈子、占山头依旧是人事关系中的常态，这在职称评定、课题立项、经费分配等方面都有很明显的表现。总之，武大郎开店或武二郎按武大郎思维方式开店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秘密，结果呢，在人事倾轧中人人是条龙，可一旦到了科研教学就有不少人一晃成了虫，寂然无声。但最令人佩服的当属这些人的勇气和狂妄，还动辄想象获诺贝尔奖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据此看来，几十年过去了，大学的某些社会生态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难道不是历史相似性的有力佐证么? 三闾大学也注重教育改革，所以教育部督导到校来贯彻英国高校的导师制，高松年、李梅亭诸人便一窝蜂起，纷纷响应。从小说介绍的情况来看，推行导师制的初衷该是要向西方一流大学看齐，与国际接轨。可是经督导、高松年、李梅亭等人胡乱一折腾，便变成了倡导教师一天三餐都跟学生同桌吃饭之类非马非驴的闹剧，难怪赵辛楣要叹气，“想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样，毁一样。”今天，我们不少高校也在大张旗鼓搞所谓的国际接轨，生吞活剥国外办教育的经验，让大家为迎评估，搞考核，做工程，填报表疲于奔命，不亦乐乎，口口声声说是要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其实底气却虚得很，让香港等几所高校一搅局(还仅仅是招生一个环节)，便有沦为国内二流之虞。成了大家茶余饭后谈笑的资料，实在有些滑稽可笑。这与当年三闾大学推行导师制所闹的笑话，又有什么区别! 三闾大学训导长李梅亭对导师资格的认定有深富“创意”的见解:“中西文明国家都严于男女之防，师生恋爱是有伤师道尊严的，万万要不得，为防患于未然起见，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原本以为这是小说的夸张，最近才知道这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不是有南方某省大学日前作出规定(要知道如今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凡已婚男教师不得与女学生单独交谈相处，否则以违纪论处，要接受校纪校规的惩罚。看来此省高校的男教授、男副教授们今后是不能再动招收女博士生、女硕士生的念头了，不然，每次指导论文时总得另找个不相干的第三者来专司陪同旁听之职，岂不是大大的麻烦。由此可知，“瓜田李下”之嫌及其防范，李梅亭与某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想法的确是惊人的相似，这精神也可算是一脉相承了。 经典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它是历史现象的集中概括与提炼，所揭示的是隐藏在生活深处的历史的本质，所反映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文化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就像一段永恒的历史记忆，记录了上世纪40年代的大学文化生态;也是一面永恒的历史镜子，折射着我们今天高校中光怪陆离的世态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