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概是1991年，我正在德国波恩大学与我的导师Klaus Sagaster教授一起阅读八思巴帝师的《彰所知论》。这是八思巴帝师专为元世祖忽必烈汗的太子真金写的一部佛教入门书，讲的是佛教宇宙观和世界史。《彰所知论》是我老师的“旧情人”，他的德文译稿是六、七十年代时的旧作，还是用打印机打出来的，已经开始发黄。对我来说它却是“新相知”，出国前我专治西藏历史，出国后更多注意佛教，正需要这样一部入门书。故师徒授受，其乐融融。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马丽华发表在一本不常见的文学期刊上的长篇游记——《藏北游历》。让我吃惊的是，文中一位苯教活佛向作者转述的有关世界起源的说法，竟然与我们正在阅读的《彰所知论》中的说法一模一样。莫非是作者搞错了？分明是佛教的东西，何以从一位苯教活佛口中娓娓道出呢？细一想，佛、苯之间的关系本来微妙，虽然对苯教的来历依然众说纷纭，但后来苯、佛趋同确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元朝的八思巴帝师和当下这位苯教活佛有关世界起源的说法基本一致实在不足为奇。突然之间，我若有所悟，原来学问不见得一定要在课堂上学到、养成的。从此我记住了马丽华这个名字。 很快我又读到了马丽华的第二部长篇游记——《西行阿里》。如果说西藏是世上的“第三极”，那么阿里无疑是极地之极地。1988年夏天，年轻力壮的我，曾和几位藏学同好结伴同游西藏，走了一个多月，去过不少地方，但好像从没敢动过要去阿里的念头，尽管当时我正对元朝在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围的元代音译）地区的施政十分的感兴趣，也正在翻译一部以古代阿里西部地区为中心的拉达克王国的历史著作。可当时西藏实际的交通条件和我本人的经济状况、旅行经验等都不足以让我生起西行阿里的勇气，阿里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然我做不到的事情，马丽华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追随她的脚步，透过她的描述，我终于有机会领略极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遗迹。许多神往已久的场景、人物和故事，通过马丽华的生花妙笔一一变得鲜活起来。以前关注、了解阿里的历史，只靠有数几本古籍中的只言片语，不但雾里观花，真相模糊，而且每每将研究的对象“文本化”，把现实万象、众生风流一笔勾销。读了《藏北游历》和《西行阿里》，我才深切体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端的是读书人的阳关大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94年夏天，我又在北京街头的小书摊上买到了马丽华的新作《灵魂像风》，一遍读罢，感动不已，随后买下十多本，快递给海外好友，要与他们共享读书之乐。当时国内知识界正热炒“河东河西说”，国人急切地要把不久前还备受奚落、谴责的中国传统文化，确切地说是汉文化，重新推上神坛，以重塑“民族精神”。作为一名海外游子，对此我颇不以为然，甚至有点忧心忡忡起来，却也无可奈何。此时读到马丽华的《灵魂像风》，宛如春风扑面，让我倍感清新和亲切。当别人急于要向世界说“不”的时候，马丽华正汲汲行走于西藏中部的山谷、乡野和村落、寺院之间，与藏族农民、僧人和朝圣者一起，追逐着西藏文明像风一样的灵魂。在马丽华的笔下，我们看不到汉族文化的优越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她全身心投入地做着一件事情，就是要脚踏实地地去观察藏族文明现存的各种表现形式，追根究底地弄清其历史渊源和流变，从而用心去理解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的独特的宗教、文化形式和生活方式。在别人只注意发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多为汉文化唱赞歌的时候，马丽华却清醒、认真地与藏族同胞做着跨宗教、跨文化的对话，在用一颗赤子之心体会汉藏两种文化的灿烂和殊胜，寻求着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态度来构建多元一体、和谐多姿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理想途径。她的所思、所为与她身处的那个多少有点喧嚣和功利的时代形成强烈对照，然与费孝通先生等几位超越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并行在同一轨道上。 出版《灵魂像风》之后，马丽华暂时离开了风花雪月的文学世界，将笔触伸展到了自然科学领域，采写、出版了《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五十年》，把一部高原生成演化的自然史和中国科学家为时半个世纪的考察历程从头道来。经历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知识积累，马丽华从此对独特的自然环境对于生存其间的民族历史进程和文化走向的重要影响有了深刻的体会，她对藏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史的考察从此也有了更加广阔、更加壮丽的背景。 2003年初春，我在台北的一间书店里看到了刚刚出版的马丽华的又一部新作——《藏东红山脉》。这一次，马丽华把笔触接近了她一向敬畏的横断山脉，并把这部记载红山脉中、红土地上的自然风物和人文景观的游记作为她西藏纪实文学的封笔之作。我从事藏学研究算起来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不可思议的是，我对藏东红山脉竟然从没有给以足够多的关注，似乎在等着马丽华来领我沿着茶马古道一路走来，补上这一课。而正当要被马丽华领着“走出红山脉”时，我再度受到震撼：在西藏住了近三十年，看起来已经与西藏水**融了的马丽华，却坦承她与西藏人的关系终究还是“隔了一层金属一层玻璃”，因为在高原风雨骤起之时，“我既不可能把他们请上车来聊避风雨，也不可能跳下车去与他们风雨同行”，所以即使做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其结果还是“多年以前我曾自感接近了似是而非的顿悟，但多年以来又游离了那个似乎可见的临界点。”这是何等的襟怀坦白！马丽华三十年的西藏经验让我们明白：汉藏两个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和情感上的亲和关系的建立，最需要的是汉藏百姓“风雨同行”。 二 马丽华的这四部游记，积近三十年在西藏生活、工作的经历，以难以掩饰的激情和行云流水般的文采，带领广大读者一路《走过西藏》，观赏雪域自然之奇异，见识藏地人文之伟大，实在是千年难得的优秀作品。《走过西藏》系列游记曾经在海内外风靡一时，马丽华的“粉丝”有老、中、青好几代人，且遍布世界。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人表现出了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愈来愈强烈的热情和向往，对此马丽华和她的游记功不可没。 读过《灵魂像风》之后，马丽华也成了我心中的偶像，我是她的海外“粉丝”。虽然尚无缘亲见偶像本尊，但每与人谈起西藏，我自言必称马丽华，迫不及待地要将她的大作介绍给每一位向往雪域、并有意了解西藏文化的潜在读者。1999冬，我参加了在台北召开的海峡两岸藏学家大会，在一群藏学家中间公然声称：“一百个藏学家，不如一个马丽华”，语惊四座。听众中有人应声附和，但或亦有人嫌我言过其实，甚至危言耸听。然平心而论，就对西藏和西藏文明的全面了解、对西藏同胞和西藏文化的深切关心、对进行汉藏文化对话之意义的理性自觉和对汉藏文化交流的鼎力推动，作为藏学家的我们中间又有几个能够和作为作家的马丽华相提并论呢？我们中间又有谁的作品能像马丽华的《走过西藏》一样受到如此众多的读者们的喜爱，并产生如此巨大、积极的社会影响呢？反正我有自知之明，自愧不如，在哪方面都无法望其项背。 如果我们将马丽华与古今中外其他的西藏旅行家和作家相比较的话，她同样出类拔萃。直到几十年前，真正踏上“第三极”的非藏族人为数寥寥，所以有幸踏上这块土地本身就是传奇。有此等荣幸者，多半也成了传奇人物。然而他们所说的西藏故事，常常也充满了传奇，甚至带点天方夜谭的意味。近代到过西藏的西方探险家、传教士、政客等，或者十分夸张地浪漫化、神话化西藏，把西藏塑造成世间“最后的一块净土”——香格里拉；或者带着满脑袋的“文化背景书”，像个草菅人命的判官，用粗重的黑笔，将西藏文明之瑰丽一笔笔勾去。很少有人能够不受个人情感羁绊、摈弃文化偏见，平心静气地将一个客观、真实的西藏形象传递给广大读者。即使在今天，西藏早已不再是“禁地”，每年入藏的游客又何止成千上万。一时间，有关西藏的书写也多了起来，甚至成为一时之尚。但同样的，许多人对西藏的欣赏和了解仅止于浮光掠影，他们对西藏的那份热情让人觉得他们多少有点像是在借西藏山川之美，以寄托自己的遐思、梦想。古今中外，至今还很少有人像马丽华那样，在西藏一住二、三十年，怀着一颗永不餍足的求知心，一颗波澜不惊的平常心，和一份推己及人的真性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上人间，尽入法眼，今人往事，皆成文章，向世人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西藏，一个虽非臆想中的香格里拉，却也不是全无风流的地方。 马丽华在西藏度过了生命中最年轻、最美丽的三十年时光。在这段时间内，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遍了西藏的高山大川，用眼睛去看，用嘴巴去问，用耳朵去听，用心灵去体会，与雪域的“木门人家”、“黑头百姓”将心比心。不管是学富五明的喇嘛，还是目不识丁的牧人，都曾是她了解西藏文化的老师；看得见的人物和看不见的神灵，都是她探究西藏文化之奥秘的对象。作家的敏感、行者的博学，再加上人类学工作者的细致，使得马丽华笔下的西藏真实动人，耐人寻味。马丽华无疑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成就她的首先并不是她出色的文学想象力，而是她对西藏这片土地的热爱、了解和她对西藏人民的真诚和理解；是作品中处处闪现出的她的善良、率真和虚怀若谷等人格魅力。她的系列游记之所以广受欢迎，不只作品本身极具文学观赏力，更在于它们是导引大众阅读西藏、欣赏西藏的可信教科书。 阅读马丽华的著作、回顾马丽华三十年间走遍西藏的不寻常的经历，免不了有人要将这位来自齐鲁大地的女作家、女诗人想象成一位传奇、或者神奇的人物。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不管是马丽华笔下的西藏，还是她笔下的自己，都自觉地远离传奇或者神奇。相反，马丽华三十年的西藏经历更像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她学习、体会西藏的过程，不仅是她对西藏文明的理解由浅入深、次第升华的过程，而且亦是她不断地改变和改善她对自我的认识的过程。在《藏东红山脉》的后记中，马丽华告诉我们：“在曾经陌生的异民族地区，最初是明显的生存外貌之差异吸引了我。当我刻意去蒐集这种差异，差异便消失了，我找到了更多的‘共同’。……是‘神秘’诱惑了多少个世纪以来西方探险家的脚步纷至沓来，但对生活其间的我来说，最经不起推敲的是神秘感，它最先消失。没有了神秘，至少还有神奇感吧，神奇感的安慰有效也有限，当它也成为视野中司空见惯的常态，连带对世界一应美景都失去了观赏的兴致。我探求未知，未知就不存在了；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理解和解释的，真正不可理喻之物，我们连了解它的兴趣都没有。”对于那些沉醉于西藏之“魅”中不能自拔，或者急着要“入魅”，或者一心“返魅”(re-enchantment)的西藏发烧友们来说，马丽华的这番大姐自况不免扫了他们的雅兴。如果西藏并不神秘、也不神奇，而且“间接了解的藏传佛教，奇迹的发现为零”，那么，他们再可到哪里去抒发他们的思古幽情和寄托他们满肚子的希望呢？将西藏神话化为“香格里拉”，或者“最后的净土”，听起来委实不俗，看起来也像是对西藏情深意切，一腔热血，可与此同时一个真实的、物质的西藏却远离我们而去，留下的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精神家园”。如果西藏满目神奇、天生美丽无瑕，早已是人间天堂、佛家净土，那么除了望着或深藏于雪山深处的“蓝月谷”（blue moon valley）兴叹外，我们还能为西藏做些什么呢？ 创造了西藏神话，并同时也把自己推上神坛的人古已有之，其中具世界级影响的人当中就有两位传奇女子，她们是灵智学(Theosophy)的创始人布拉法斯基夫人(Helena Prtrovna Blavatsky,1832-1891)和号称世界上第一位成功闯入禁城拉萨的法国女子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 1868-1969)。布拉法斯基夫人本是来自俄国的半仙式人物，为寻求神秘智慧和方术，只身前往东方求法。她自称是藏传佛教徒，曾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西藏住了七年，还在扎什伦布寺近处随密教高手习法两年。后奉西藏大士之命往纽约成立灵智学会，将科学、哲学与古老的东方智慧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科学的宗教——灵智学。灵智学很快风靡全球，布拉法斯基夫人成了19世纪欧美最有影响力的女性，而西藏作为保存西方早已失落了的神秘智慧的地方，从此也成了西方精神追求者的圣地。可是，有谁真的相信布拉法斯基夫人曾经到过西藏，更不用说是住了七年。在她那本号称是受西藏大士心灵感应而写成的《西藏密法》中，除了那圈神秘的光晕以外，又有多少货真价实的西藏货色？人称宗喀巴转世的布拉法斯基夫人其实对西藏所知不多，她宣扬的灵智也与藏传佛教没有多少关系。同样，人称“巴黎奇女子”的大卫•妮尔以其1924年化装“禁城之行”而名扬天下，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旅行家之一。可她笔下所记载的这次旅行到底有多少是历史的真实，大有疑问。虽然大卫•妮尔女士自称不相信奇迹，却非常善于创造奇迹，也没有人怀疑她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她留下了三十余部著作，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绝对权威。颇令人遗憾的是，细读她的《我的西藏之旅》(My Journey to Tibet)和《西藏的神通和秘密》(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等书，不难发现书中所涉藏传佛教的知识，有不少明显是贩卖了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东西，而她在书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西方式的优越感和她对藏族百姓和藏族文化居高临下的态度，让人忍不住回想起那个曾给包括西藏在内的东方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殖民主义时代。 毋庸置疑，马丽华在西藏的经历和她对西藏文明之了解的深度，都远远超越布拉法斯基夫人和大卫•妮尔女士这两位世界级的名女人，然她不以神奇自居，也无意神话化西藏，这正是她超越古人、笑傲江湖的神奇之处。 三 三年前，我海归回北京工作，终于见到了已神交十五年的偶像。马丽华一看就是一个饱经风霜、几度辉煌，有着丰富阅历的人物。曾经沧海难为水，她言谈举止间透出的那份大气、宽厚和苍凉，亦只会在她这样的人身上出现，而她的善良、热情和心无城府是她不变的“注册商标”。三年来，我与马丽华成了时相往还的同事和朋友，工作上精诚合作，平日里亦师亦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偶像依旧是偶像，崇敬一分不少，但多出了几分亲切。能与马丽华为友，实在是我一生的荣幸。 2003年，马丽华离开西藏，来到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出任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从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转身成为一名主要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专业编辑，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外人看来是有点委屈了创作欲极其旺盛的马丽华。但她显然很胜任这个新角色，近年来中国藏学出版社常有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出版，对此马丽华的功劳自然不可没。虽然她一时还放不下她的老本行，到北京后竟然还完成了一部被人认为是“具有强烈后现代色彩”的长篇小说——《如意高地》，但她的主要精力无疑已经集中到编辑学术著作上头，她的主要兴趣也从文学转向了学术。与普通编辑不同的是，马丽华编书做的不只是文字编辑工作，而更像是文史研究工作，每编辑一部学术著作，就像是开始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几年下来，马丽华的作家身份渐渐淡出，她的学者气质越发明显。对于学术，她不但敏感，而且执著，对他人的学术论著有极高的鉴赏力，经常会发现一些别人很少注意的好文章，想到一些别人想不到的好题目。对她自己关心的题目则常常刨根究底，一路深挖，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在我看来，作为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的学者马丽华与作为观察、书写西藏的作家马丽华一样不同凡响。 近两年前，听人说马丽华正在用文学的笔法写一部研究西藏文史的著作，对此我一直充满期待。坊间大话西藏的书越来越多，但既可读、又靠谱的书却少之又少。将跌宕起伏的西藏历史和甚深、广大的西藏文化，写成一部读来轻松愉快、掩卷发人深省的亦文亦史的著作，这样的事大概只有身兼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马丽华才有资格去想、去做。当然，暗中我也为马丽华捏着一把汗，殊不知用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写一部历史著作是每个历史学家都曾有过的梦想，但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那样好看的正经历史著作毕竟太少。待图文并茂的《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一书摆到我的面前，细细翻过一遍，我心里的石头才终于落地。马丽华毕竟是马丽华，她在这部新著中以学究式的细致、哲人般的洞察力和举重若轻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打开了一部上下几千年、纵横上万里的西藏历史文化长卷。 “风化成典”看起来像是马丽华新创的一个词汇。历史长，何时不精彩？人海阔，何日不风波？可历史上的人和事大部分经不起时间的风化，即便一时风光无限，气象万千，终难逃脱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凄凉和无奈。只有极少数的人和事，能千古不朽，历久弥新，时间不但不能使他们风化成尘，相反却令他们超越、升华，成为典故，甚至经典。而这些典故、经典即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文化密码”(cultural code)，是帮助我们打开一个古老文明宝库的钥匙。我想马丽华将她的新作定名为《风化成典》正是这个意义，表明她无意于撰写一部西藏文明通史，而只是想通过西藏历史上几个已被风化成典、成了文化密码的特殊人物、事件，来解读、演绎西藏历史文化的特点和精彩。她选取了西藏历史上十数个最富生气的历史时代和最精彩的历史片断，以及数十个西藏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和事件，在中华民族演进史，特别是汉、藏、蒙古、满等民族之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互动、融合的大背景下，娓娓道出，细细评点，既条理清晰地纵论西藏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又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西藏历史文化的独特风格和殊胜之处。 三十余年的置身西藏和面向西藏，已使增进汉藏两个民族在文化和情感上的亲和关系成为马丽华生命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她的这份情怀，不但表现在对千余年来汉藏两个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格外关注，而且亦明显地反映在《风化成典》这部新著中。这一次，马丽华挑选了若干个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特别有影响的人物，用文学的生动描述了背后的历史故事，再用史家的深刻分析了这些人物和事件对于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意义和影响。例如，透过对古藏文史书中常常出现的和尚“只履东归”的故事的还原，马丽华将汉藏两种佛教传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作了形象的说明。和尚摩诃衍“只履东归”的故事，原本脱胎于汉地禅宗佛典《历代法宝纪》中记载的菩提达摩“只履西归”的故事，喻指摩诃衍虽然被迫离开吐蕃，“只履东归”，但他所传的禅宗佛教却早已在吐蕃生根发芽，就像禅宗佛教的祖师菩提达摩被迫“只履西归”，但他所传的禅宗佛教却成了汉传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分支一样。而前弘期藏族史家很快能将“只履西归”这样的典型的汉文化母题，如此天衣无缝地运用到他们自己的宗教历史叙事中去，这本身即说明，古代汉藏两个民族文化间之融合的深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再如，《风化成典》中对曾被陈寅恪先生与玄奘大师相提并论，誉为“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大译师法成的事迹及其象征意义，作了自成一家之言的表述。法成，藏名’Gos Chos grub，是吐蕃占领敦煌时代兼通汉、藏的著名大译师，今存汉、藏文大藏经中，都保存有许多他翻译的佛教经论。他曾将汉文的《金光明经》、《楞迦经》、《贤愚经》等著名佛典翻译成藏文，又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心母陀罗尼经》等佛经从藏文译成了汉文，不管是汉译藏，还是藏译汉，其译文的质量都丝毫不让罗什、奘公。此公究属何许人也？中国的藏学家相信他是出自西藏贵族’Gos氏（译为管氏或桂氏）之家的藏族译师，而日本及西方学者则多半相信他是汉人法师吴法成，与敦煌藏经洞中有立像的那位洪辩法师是一家人。或许我们永远也说不清楚法成到底是汉人还是藏人，但他的曾经存在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汉藏两种文化传统之间有着切割不断的紧密联系。 还有，《风化成典》中对元朝西藏与蒙古、汉、西夏、畏兀儿等民族间的政治和文化关系，均有专章的论述，其中提到了宋朝末代皇帝被蒙古人送往萨迦，最后成为一位藏传佛教高僧的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绝非小说家言，这位“天尊”用藏文写成的著作至今保留在藏传佛典中。实际上，这个故事不过是蒙元时代多元文化互动的一个缩影。早在蒙古入主中原以前，藏传佛教已经在居住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畏兀儿和西夏人中间传播，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帝师与蒙古王子阔端成功结盟，这不但使西藏在政治上成为蒙元王朝的一部分，而且亦使藏传佛教文化迅速在蒙古和汉人中间广泛传播，成为元朝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有元一代，西藏喇嘛成了帝师，久居京城和内地传法的喇嘛不计其数，而因各种原因被送往吐蕃的汉、蒙古、西夏、畏兀儿人也为数不少。认识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地理解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风化成典》一书中充满了这样的典故，其中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但马丽华给其以我们不曾注意到的新意，其中有一些，我们闻所未闻，属于马丽华的“考古新发现”。通过马丽华对这些典故的描述和解释，一部借助藏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并将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而写成的好书就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四 我读马丽华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读了不少，获益更多。可是，不管读她的什么著作，其实我都是从一位学者，特别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把马丽华当成一位文化学者来读的。对马丽华绝不应该就有这么一种读法。马丽华还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浪漫的诗人、有成就的旅行家、优秀的摄影师、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社会、人文学者和一位热爱西藏、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如果你正好也是一位小说家、诗人、旅行家、摄影师、社会、人文学者，或者你同样是一位热爱西藏、热爱生活的普通人，那么你从马丽华那里一定能够读出那份只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感受，获得那份只属于你自己的启发和教益。 大家何不都来读读马丽华呢？！ 文载《文景》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