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學者，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 承蒙主辦方九江學院的盛情厚意，邀請我出席本次紀念和研討陳寅恪先生學術思想與文化價值的盛會，我深感榮幸，在此謹表謝忱！這次會議的舉辦，是我們學界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不斷增强的又一體現，在此謹表祝賀！ 我只是一位國學的愛好者、倡導者和組織者，而不是專門從事國學研究的學者，對陳寅恪先生的巨大學術成就和貢獻所知不多，理解膚淺。然而，還是非常樂意藉助這個難得的機會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求正于在座的諸位碩儒飽學之士。 衆所周知，陳寅恪先生是一代國學大師，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最具影響的學者之一。他熱愛祖國，堅守信念，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一生治學不輟，積學深厚，功力精深，成就卓犖非凡，于史學、文學、西域學、語言學、宗教學、文化學等諸多學術領域，皆有杰出的建樹，獨到的成就，重大的貢獻，不少方面“世難有與其比肩者”，其“學貴預流”、“知人論世”、“以詩證史”、“多重互證”、“考鏡源流”等研究理念與方法，則是綜合新舊之學的優點、東西學術之長處，爲後學者垂範立則，影響極其深遠；而他1929 年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爲追求的學術精神和價值取向，並一生忠實踐行的書生本色和學術氣節，同樣爲後來者傳爲佳話，奉爲楷模。早在1925 年清華設立國學研究院時，吳宓就認爲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後來傅斯年又曾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毫無疑問，陳寅恪先生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令人高山仰止，不勝敬慕！他不僅是江西的驕傲，也是中國乃至世界學術文化界的驕傲！ 陳寅恪先生的高足蔣天樞教授所撰《陳寅恪先生傳》綜括陳寅恪先生治學特色舉凡四端：“以淑世爲懷”、“探索自由之義諦”、“珍惜傳統文化”、“‘續命河汾’之向往”。蒋先生强調：“先生于學，既淵且廣；先生之思，既敏且銳。犀利燭牛渚之奸，閎通照一代之後。”我認爲，蔣先生的這一概括是非常準確和恰當的。 在我看來，陳寅恪先生之所以能卓爾不群，成爲曠代國學巨匠和文化大師，首先在于他對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懷有崇高的敬意與真摯的熱愛，將中華文化敬奉爲民族的靈魂和國家的命脉。通觀陳先生的著述，字裏行間，都滲透著“中華文化本位”的精神，都藴涵有“爲往聖繼絶學”的理想！而且以擔當“續命河汾”、 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爲自許！這種立場，這種襟懷，這種精神，可謂驚天地、泣鬼神，是中國學者身上理想主義風采的永恒象徵！ 陳寅恪先生所處的時代，正值歐風美雨席捲華夏大地、中華文化遭遇危機、面臨挑戰的重要關頭，在西方强勢話語體系衝擊及上世纪50 年代後一段時間蘇聯模式的影響面前，不少國人乃至知識文化精英，對中國固有的文化及其價值，産生了困惑與懷疑，甚至于簡單排斥、片面否定。流風所及，唯洋是尚、唯洋是從，一度甚囂塵上，以至謬種流傳，遺害至今。 陳寅恪先生的可貴和偉大，在于他堅守自己的“中華文化本位”信念，絲毫不爲時尚所動，從不跟風跟潮。他珍視中國歷史，推崇中華文化，對民族文化始終充滿自信與自豪，他堅信：雖然中華文化的發展難免會面臨坎坷，遭遇挫折，但是，“華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 正是因爲有著這樣的清醒認識和堅定信念，陳寅恪先生對當時流行的否定中華文化的思潮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堅决的反對，認爲它有害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升文化自信心。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他的立場：當新文化運動勃興之時，他與吳宓等人尚在海外求學。據吳宓幼女吳學昭所記：“對于陳獨秀、胡適倡導的新文化運動，他們認爲甚爲偏激。”强調在近世西方文化挑戰面前，作爲中國人，要從容沉著、冷静應對，而决不能“自亂其宗統”。主張要以中華文化爲本位，反對“中學”任由“西學”的全盤改造。否則，中華民族就會成爲無根的一族，遑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陳寅恪先生也絶非“文化自閉”者。早在青年時代，他在國外就曾廣泛閱讀西方的哲學、史學、文學以及經濟學、社會學等方面的著作，他被認爲是中國人讀《資本論》德文版的第一人。在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弘揚方面，他從不固步自封，作繭自縛，僵化拘泥，畫地爲牢。例如，他曾指出，以往研究文化史方面有二失，其中之一，就是“舊派失之滯”。即不能用新的觀念、新的方法來解讀傳統文獻，結果並不能真正說明歷史的真相，汲取文化的啓迪。 對歐美近世學術研究中的自由理念與科學方法，陳寅恪先生也是充分肯定和積極借鑒的。他多次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認同西方學術研究過程中貫徹自由精神的證明，而他精通多種文字，用科學方法解讀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做法本身，也與一味保守的傳統學術研究舊派立場劃清了界限。 换言之，陳寅恪先生所堅守的“中華文化本位”立場，乃是開放的體系，具有創新的因素，而决不是單純的守舊，更不是“逆時而動”。它所强調的是尊重傳統，弘揚正氣，振奮民族精神，即所謂“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它所推崇的是中西貫通，體用相生，即所謂“中西體用資循誘”。應該說，這樣的態度與立場，是深諳“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髓要旨的，在文化傳承問題上把捏住了合適的度，無疑是正確的選擇。 從更深的層次考察，陳寅恪先生的“中華文化本位”觀，其實也是他愛國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 愛國主義並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對于不同的人來說，踐行愛國主義的宗旨，也有其獨特的途徑。就一位學者而言，傳承民族文化，弘揚傳統精神，就是踐行愛國主義的最重要使命。陳寅恪先生“續命河汾”的使命感，也就是要仿效隋代的王通河汾講學，守先待後，延續並發揚光大中華傳統文化，正是這種襟懷情操的集中寫照。爲此，他嘔心瀝血、念茲在茲，把總結和光大中華文化引爲自己的最高生命意義。這在他的詩作中多有鮮明的反映，如：“文章存佚關興廢，懷古傷今涕泗漣。”“衰泪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興亡古今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等等，均真切地顯示了陳寅恪先生治學報國的學術終極宗旨。 由此可見，陳寅恪先生不僅是一位卓越的學者，更是一位中華文化涵養出來、又以傳承光大中華文化爲己任的杰出愛國者。這也說明，在今天，我們紀念陳寅恪先生，它的意義早已超出了回顧和緬懷陳寅恪先生學術貢獻的層面，而具有了爲今天重振國學、再鑄國魂、光大中華文明、開創嶄新紀元提供啓示、注入活力的重大意義。陳寅恪先生的一生給我們的啓示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只有熱愛中華文化，纔能真正愛國；只有中華文化涵養出來的愛國者，纔能具有牢不可破的愛國主義情懷，持之以恒地真正踐行愛國主義的崇高使命。 以上是我對陳寅恪先生學術貢獻和文化抱負的一些認識，很粗淺，也不一定準確，歡迎各位批評指教。 “不要人誇好顔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最後，我以元人王冕這兩句詩句來表達自己對陳寅恪先生的崇高敬意。 謝謝大家，並祝會議取得圓滿成功！ （转载自《国学学刊》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