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转载自2010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教授。 　　2010年2月11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由刘泽华等六学者署名的文章《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简称《不妥》），列举八大理由反对建立国学学科，可谓旗帜鲜明，言之有据。但在我看来，其基本论点难以成立，故为文商榷。 　　一 《不妥》文开宗明义第一条说，“近年来，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的推动下，个别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和官员通过媒体等不同方式和各种渠道，呼吁高校把国学设为独立的一级学科，颇有声势。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持反对意见”。既然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可见主张者不在少数，因为大凡一个学术热点，绝非少数几个人能掀得起来，何况还是“浪潮”！但该文却说只是“个别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和官员”在“呼吁”，又说“有不少有识之士持反对意见”。这不是逻辑矛盾吗？说穿了，这只是一种将论敌说成“个别”、将自己打扮成多数代表者的旧式思维而已。我认为，现在所谓的“国学热”还只是刚刚开始，并没有形成汹涌澎湃的浪潮。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一个继往开来的认识国学、推动国学学科建设的高潮终将到来。 　　二、《不妥》论者“反思”历史的经验说，国学“从来没有在高等院校列为一个独立学科”，“民国时期出现的这几个国学院之所以大都存在时间很短，有的仅半年，学科概念含糊不清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理由”似是而非。请问：以往没有在高校列为“独立学科”，难道能成为现在和将来不设的理由吗？如果这样，何必还要搞什么“教育改革”、“课程更新”？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过去的高校课程设置中不也没有被列为“独立学科”吗？现在不是堂堂正正地列为“一级学科”了吗？为什么“国学”就不能列为一级学科呢？又再，民国时期国学学科不能设置、几个国学院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学科概念含糊不清”，而是民国以来的教育思想深受“欧风美雨”新思潮的影响而排斥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果，“五四”时期主张废除方块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乃至“文革”时期大谈“两个彻底决裂”，就是这股“新思潮”的极端表现。我们现在提倡国学、主张设立“国学一级学科”，并非反对新式教育的成果，而是要纠正“全盘反传统”与“全盘西化”思潮的偏颇，使学者乃至全体国民真正具有“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眼光与气度。 　　三、《不妥》论者说“国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的旧学，也称为中学、国粹、国故等……基本都是指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国旧文化”；又说，“国学如果列为一个独立学科，即使是‘超级学术大师’，也难确定其研究对象，更难建立相应的学术范畴。连对象、范畴都难确定的国学，不知怎样建设一级学科？！”这又是自相矛盾的诘问！既然你们“一言以蔽之”曰国学就是“中国的旧学”，“是指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国旧文化”，岂不说明你们也已将国学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及现行涵括古今中外的文学、哲学、史学学科做了区分并对国学研究的对象、范畴做了定性吗？怎么又说“难以确定”、“更难建立”呢？即便按你们的说法把国学视为“中国的旧学”或“中国旧文化”，那也是博大精深、需要建立一门独立学科去研究去整理的呀，否则我们真的要数典忘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四、《不妥》论者口口声声说“国学”的概念“模糊不清”呀，研究对象、范畴“都难确定”呀，担心“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呀等等。这真是杞人忧天！在中外教育史上，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完善，包括学科与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与修订，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完善的过程，并没有一个既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许多学科，在她创立之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也没有统一的教材，甚至研究的对象、范畴、方法论都存在着很大分歧，但这并不妨害它作为一门学科知识去传授，去探索。为什么“国学”要特别例外，非要等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建立独立学科呢？这岂非因噎废食吗？至于学生的出路，国学院的学生既有通才，也有专才，这也是当今与未来社会都需要的人才。况且，社会的分工从来是多层次、多门类的，学生就业的渠道也是多元化的。实际上，在一个现代化的学习型社会，人们对熟知国学的人才的需要只会越来越大，就像许多人担心哲学专业学生就业难但实际上许多行业却很喜欢他们一样，国学专业学生也会很受欢迎决不会没有出路的。央视百家讲坛的国学讲座之所以颇受欢迎，乃至掀起“论语热”、“孔子热”、“三国热”，不正是国学教育受到民众欢迎的明证吗？ 　　五、《不妥》论者担心“把国学定为一级独立学科，会涉及学科重组、资源分配”等诸多问题。原来说到底，这些人反对建立国学学科，是要维护既有学科体系的既得利益，反对“国学”来争教育资源。可是你们想过没有，现在这种以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以知识教育排斥人文素质教育的西方式教育模式与学科体系不是存在很多缺陷需要改造与改革吗？难道在中国崛起的现在不应该重新思考国学的地位与作用吗？难道不应该打破现行几乎全盘西化式的课程设置体系而分配给“国学学科”以适当的资源吗？ 　　六、《不妥》论者质疑说，“国学列为一级学科，其下的二级学科是哪些？三级学科又是哪些？核心的课程是哪些？”似乎这种种问题都要“明朗”以后才能决策，否则，肯定就会“引发矛盾和纠葛”云云。关于国学的一、二、三级学科的设置，的确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在进行讨论。冯其庸、纪宝成、龚鹏程、郭齐勇、周桂钿等学者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2007年9月，人大国学院举办了“2007武夷山国学研讨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强调了国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分层次的，既是基础性的“通学”，又是高精尖的“专学”。其二级学科设置可分经学、史学、子学、文学、艺术五大类，作为基础性的通学（主要对象是大学本科生），各二级学科的基础课程应包括本门类的通史、通论、通典，配以其他专业课；作为高精尖的“专学”，则是硕士、博士的专业课程，应做专业的规划。我的这个发言后来写成《国学的内涵及当代定位》一文发表在2009年5月11日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虽然是一家之言，但至少部分回答了上述问题。现在人大国学院基本课程设置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也可以回答上述质疑。当然这个问题并无定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认真思考并具体组织学术讨论。如果在人们强烈要求建立国学学科并遭遇强烈质疑，教育主管部门却不闻不问，那就是行政不作为了，该当何责？ 　　七、《不妥》论者说“中国文化复兴决不等于复兴国学，更不等于复兴儒学。旧学或曰国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无奈和边缘化，是历史的进步”，又说，“国学及其所包含的儒学等，只有在跟随时代的进程中，才可能展现其新面貌”。这后一句话是对的，其实大多数提倡国学者也是主张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综合创新、多元和谐的。但前一句则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文化的振兴决不等于复兴国学或儒学”，然也。但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包含着国学或儒学的复兴，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试问：“中国文化”如果剔除了国学与儒学，那么还剩下什么呢？《不妥》论者能告诉我们吗？而且“复兴”的含义又是什么？如果没有一度衰落而恢复甚至超越昔日的繁荣，能算是“复兴”吗？再者，如果说国学在中国革命年代的“无奈和边缘化，是历史的进步”的话，那么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提倡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和为贵等等国学或儒学的理念，难道不也是历史的进步吗？！ 　　八、最后，我非常同意《不妥》论者关于深入开展国学学科设置的研讨的建议，建议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各路专家广泛讨论，然后集思广益，拿出可行性方案供专家委员会咨询研讨，最后作出民主的、科学的决策。 　　（写于2010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