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在线讯（记者唐红丽）6月15-16日，首届“韩非子与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黄朴民认为，韩非子开启了中国政治学和管理学的之端。作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韩非子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对于重新发现“轴心时代”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的韩国人。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韩非被后世称为“韩子”或“韩非子”，是我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部分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说，在西方古典学的研究里把“轴心时代”看作后世所有思想文化甚至包括整个社会格局发展的一个根本，所以现在的很多争论，包括关于政府制度，关于文化观念的争论，可能要回归到“轴心时代”，回归到古代的视野当中，才能对后世的文人做出一个较令人信服的描述。所以，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中国的国学和西方的古典学，有可能互相激发，互相借鉴。那么西方古典学的建构之一 ，可能就是其后来确实关联到后世的整个政治哲学。当时的政治思想确实和后代的政治有很多联系，关于先秦子学也可能在学界激发出很多新鲜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重点阐述了三个问题。第一，子学在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中的位置。经学与子学两个概念有交集，两者有排斥但不排中，所以使用二分法是不确的。其二，中国古代义理之学发展阶段之管见。中国古代历史不能用二分法，用三段法较为合理。其三，韩非子在子学中的位置与作用。韩非是先秦子学的殿军，不但集法家之大成，还集道法两家之大成，又是汉初黄老之学的开始。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之构成中三大载体：经学、子学与史学（其分合与关联）。经学、子学、史学皆有义理之学；中国古代的义理之学：经学（王官学）、子学（百家言）、史学（经、子共同的论证资料，中国古代用历史来论证，而非逻辑）。史学讲义理，即一家言。司马迁著《史记》，不是仅仅写一部史书而已，而是要成一家言。可见，经、史、子学相互作用。经学与子学于交互影响中的展开。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分别从法家思想与其他诸子思想的关系、语言学、政治学、人性论、学术史等众多角度对于“韩非子与子学”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希望通过主办此次会议，以开放多元的方式加深专家学者的交流沟通，促进专家学者对于韩非子与子学问题的思维碰撞。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台湾政治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日本爱智教育大学等众多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 　　“轴心时代”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很著名的命题。他在自己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人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