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季的一天，纪宝成接到一位老先生的电话:"纪校长，有人想捐赠我们人民大学一尊孔子像，你敢不敢要？"当时他愣了一下，马上说:"要！为什么不敢要？"没过多久，就在当年的9月19日，一尊3.3米高的孔子铜像就树立在人民大学的校园里了。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纪宝成在谈及此事时说，虽然已经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也提升了，但对孔子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所以作为学校行为当时还是需要一点政治勇气的。此后，在纪宝成主持下，人民大学又有了一连串弘扬传统文化的举措:2002年成立孔子研究院；从2003年开始人民大学每年都举办孔子文化活动月；倡导编纂《儒藏》，纂修《清史》；2004年起连续四年在全国人代会上呼吁将中国传统节日设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5年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学院……］ 　　 记者:您当时立这尊孔子像，是不是受到有关指示或者在立像的过程中被干预？ 　　回答:没有。当时并没有领导部门给我们指示，也没有任何人干预我们。在孔子像揭幕之前，我们给教育部写了份报告－－不是请示立不立，而是请教育部派人来参加我们的孔子像揭幕仪式。结果，教育部章新胜副部长来到我校出席揭幕仪式并致辞。这就说明了教育部对人民大学树立孔子像的做法是支持的，也表明了国家对待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 　　记者:中国是个具有5000年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的国家，而近百年来，却一直在清算自己的文化传统，到文化大革命达到极端。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学、传统文化才开始再次为人们所关注，进而在近年形成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您作为当代国学的倡导者和复兴文化传统的实践者，怎么看待这个从正到反，又从反至正的过程？ 　　回答:百年来，国学的地位遭贬低，国学的价值遭否定，国学的意义遭质疑，国学的前途遭抹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成为造成中国近代以来衰落与灾难的祸首。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是不少知识分子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和落后的东西，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伦理等等。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就可能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煞，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走了极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成分，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 　　到了新时期，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国学，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人的文化素养、增强国家的文化竞争力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就国学研究本身来讲，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的一些老先生就已经开始做了。不少有识之士也都在呼吁加强国学方面的研究，很多学者的著作、文章都涉及到国学的若干领域。但是，"重估国学的价值"这个命题，过去一直没有被明确提出来过，中国人民大学提出了这个问题。2005年5月，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重估国学的价值》这篇文章，当年10月份，人民大学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学院。成立国学院，弘扬国学，是人民大学顺应时代潮流、担当历史使命的自觉选择和战略举措，是人民大学为繁荣中华学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所贡献的一份力量。当然人民大学提出弘扬国学，创新国学教育，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 　　我是2000年9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的，当时，重理轻文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如果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上不去，人民大学的地位也不可能上去。因此我一到人民大学，就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当然，这涉及到整个社会如何对待人文社会科学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当时我任职人民大学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新世纪应该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举行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就是人民大学命名组建50周年大会，主题就是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李鹏同志到会讲话，明确指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现代化建设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举办的第一个学术论坛就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至今已举办八届。2002年4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来到人民大学，发表了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2004年，中央还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国学才成为可能。有了前面的积累和铺垫，我们作出了成立国学院的重大决策，使得我们这些年为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所作的努力达到一个高潮。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决心。今年10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视察人民大学，充分肯定了人民大学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国学教育方面的成绩，并希望人民大学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排头兵"，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鞭策和鼓励，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深信，弘扬传统文化，创新国学教育，这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符合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记者:您特别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百年来的一个思潮这一点。 　　回答:百多年来，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很多人把原因和责任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了不得的一次文化运动，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民主与科学的价值无可估量。但是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不管后来被我们称之为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被我们称之为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否定传统文化几乎是一致的。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激情方式为日后留下了深层的隐患，这种激情方式演变到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又进一步进行批判和破坏。 　　这种思潮对国学百年来的命运影响深远。就拿国学教育来说，目前的学科门类就是百年来否定传统文化、学科制度全盘西化的结果，其中并没有国学一项，早在民国时期颁布的《大学令》就把"经学"废掉了。这种情况导致国学在教育制度设计中规范化、制度化的缺失，导致国民对国学教育认同感、归属感的淡漠，导致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研究上整体性、综合性的分割，导致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话语权角逐中的边缘化。这种百年来的失误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非常有必要在现有的教育体系内增设国学这一学科门类和学位，从而为国学教育的长期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有力保障。 　　孔子讲"后生可畏"，我们的超越应该建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而不是靠骂老祖宗就能脱胎换骨，就能前进的。实际上，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念、一种文明形态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须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毛泽东同志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思想资源，同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相契合，比如，中国人天然所具有的"大同理想"、"天下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观念，就具有原始的、朴素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使中国人能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靠近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我们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如果对自己的老祖宗都不开放，把他尘封起来，这怎么能叫开放？当然，对传统文化要分析，我们主张的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是面向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的发扬光大。 　　［今年的7月4日，纪宝成应中国社科院国学研究论坛的邀请发表演讲。他说，今天提倡国学，决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以现代理念指导国学的研究与发展。要摆脱那种为整理国故而研究国学的思路，立足于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为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提供服务。今天的国学，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来定位，不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追求在世界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概而言之，他所说的国学，乃是今人眼中的国学，乃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乃是现代形态意义上的国学。］ 　　记者:您提出了一个"大国学"的概念，您反对复古，主张"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这是您在国学院成立三周年的庆典讲话中提到的。您能否确切地谈谈"大国学"指的是什么？ 　　回答:什么是国学？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特别是边界，往往是模糊的。但是国学的核心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就是国学的内核，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及其研究的学问就叫国学。我们在国学教育的实践中则是按照"大国学"、"新国学"的战略发展思路来构建国学学科体系的。这里的"大"，是就空间性而言，即我们所说的国学，乃是整合了国文、国史、经学、子学、国艺、国术等诸多分支在内的"大国学"，既以传统的经史子集文化知识的传承与现代诠释为基础，也立足于中华民族"大国学"的概念与思路，以前者为基础性的本体，以后者为增长性的亮点。这里的"新"，则是就时间性而言，即我们倡导的国学，与传统的国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我们致力于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加以集成、阐释和光大。 　　首先，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经史子集为载体，经史子集是基本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重视文献研究法和文物研究法。其次，将国学扩展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交流和融通中去，所以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了西域语言与历史研究所、汉藏佛学研究中心。第三，国学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精神层面的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还有日常生活层面的。它实际上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传统节日属于国学范畴，民俗、戏剧、书画、建筑等艺术形态，乃至中医、气功、武术、烹饪等等，从广义上讲，都属于国学的范畴，都可以纳入到国学，这就是所谓"大国学"，这样一来，研究国学既能抓住内核，又能充分关照到外延。 　　记者:您呼吁建立和创新国学教育，把国学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作为发展国学的战略任务来对待。建立价值观，要和世界的多样文明进行对话，召唤文化的复兴。请问，这种急切的文化诉求应如何去评价它？ 　　回答: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其占首要位置的，就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的世界中，不可能与世隔绝自我发展，必须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交流，吸收借鉴，互动互补。虽然文化多样性的要求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但是，当代世界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同样存在。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相对滞后，未能很好地应对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形势和种种挑战，包括对自己优秀传统的漠视，导致了广大民众对自己文化主体性的疏离；对自己历史文化资源的菲薄，导致了广大民众对自己民族自豪感的缺失；缺乏对西方文化观念有针对性的分析与批判，导致了西方价值观无孔不入地渗透与泛滥；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只讲借鉴或只强调防御而不讲平等交流，不主动出击，导致了西方话语霸权的横行与西方文化的单向输入等等。这些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定包括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要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争得国际话语权，就必须要有文化复兴、文化发展、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战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成为这一文化战略的重要资源。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向世界介绍我们独特的风俗民情，展示餐饮、武术、杂技、舞蹈、京剧的特色与魅力，更要注意在价值层面推介我们的学术文化和思想观念，这才是世界多元文化竞争与自立中的"治本"之举，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把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张扬和推广作为国际文化战略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国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 　　［纪宝成一直强调自己只是个国学的爱好者和倡导者，不是国学的研究者，更不是国学专家。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是他的国学功底也很深厚，写古典诗词是他的一大业余爱好。他出版的诗词集《岁月诗痕》共收集了327首古体诗词，其中最早的一首诗写于14岁，描绘了故乡扬州的景色。］ 　　记者:您是学经济出身的学者，在很长的时间里，做的是教育管理工作。现在您倡导国学，成为弘扬传统文化最有力的推动者。请问您是如何与传统文化结缘的，您是怎样认识到弘扬优秀传统的必要性的？ 　　回答: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思想我都喜欢。我出生在扬州的乡下，从小看了一些线装书，受到一些古文方面的熏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关史学、哲学的我常看，尤其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对诗词产生一种爱好。我后来虽然学了经济，但是我对传统文化方面的东西，一直没怎么放弃。大学阶段，我在图书馆看了王力的《诗词格律》那本书，它是我诗词基础知识方面的启蒙老师。因为没钱买不起，所以诗词方面的不少知识我就都手抄下来。那时这样的书也很少，光王力的一本《诗词格律》还不够，所以我就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自学了一个月，对诗词各类问题，基本上有所了解。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我已讲了很多，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在现实生活中，伴随着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急功近利、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等现象，以及人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没有信仰，没有文化修养，文化创造力普遍下降等等，伪劣假冒为什么那么多？诚信为什么缺失？道德为什么沦丧？市场经济就必然是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吗？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某种程度上都与传统文化的断层、缺位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大多数人口当中，自古以来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儒家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实际上是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梁漱溟先生就曾指出"中国没有宗教，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没有教化怎么行？没有敬畏之心怎么行？在新时期，又用什么来教化民众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去深思。 原文链接：http://epaper.rmzxb.com.cn/2008/20081226/t20081226_22842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