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学术权威的学问并无深刻的领会，对他们的学术方法、成就，以及他们的局限和不足没有专业和历史的把握，却对他们的生平轶事和人际脉络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则是一种十分令人讨厌的中国毛病，凸现说者追星式的幼稚和无知。” ——沈卫荣 　　做学术研究应该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辈应该尊重前辈，这是做学问和做人最基本的道理。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过去学术发展的历史和理路，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就会失去坚实的根基和深厚的传统。对学术偶像们的崇拜，确切地说，是对他们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成就的学习和吸收，对每个在学术领域蹒跚学步、艰难成长的学人而言无疑都是重要的帮助。但是，盲目崇拜和神化学术权威则是学者治学之大忌，因为学术的进步需要理性的批判。如果对学术权威的学问并无深刻的领会，对他们的学术方法、成就，以及他们的局限和不足没有专业和历史的把握，却对他们的生平轶事和人际脉络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则是一种十分令人讨厌的中国毛病，凸现说者追星式的幼稚和无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即使像王国维先生这样学术之博、精，“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者，陈寅恪先生依然以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学术的进步必须长江后浪推前浪，晚辈不应该一味崇拜前辈偶像，而应当知道前辈学术之成败，不断地发现新的学术偶像，得到新的启发，受到新的挑战，见贤思齐，自己的学问才会不断地成长和进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一个人永远只对一、两位过去了的偶像推崇备至，对他们学术毫无批评精神，或者永远发现不了新的偶像，这或表明你自己的学术视野永远停留在一个角度，你的学问也一直在原地踏步。 　　问学之初，我曾经十分倾心地崇拜过两位西方学者，一位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藏学家、意大利学者Giuseppe Tucci先生（1894-1984），另一位是二战后德国汉学的领袖人物、世界著名宋辽金元史研究专家Herbert Franke先生（1914-）。这两位先生既是学问的大家，也是Charisma十足的大人物。Tucci先生是当代藏学研究的奠基人，他一生留下了近四百种著作，涉及西藏语言、文献、考古、佛教、历史、艺术、民俗、地理等各个领域，且均有非凡的成就。不仅如此，他还创立了意大利远东研究院，创办了享誉世界的“罗马东方研究丛书”和学术期刊East and West。没有Tucci，今天的世界藏学研究，甚至世界东方学研究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而Franke先生则是当代德国，乃至世界硕果仅存的最杰出的老一辈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大家。凭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精熟和扎实的语文学功力，以及出色的学术组织能力，西方学界宋辽金元史研究的水准从此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如此，Franke先生桃李芬芳，他的弟子们一度几乎占领了德国所有大学的汉学教席，使得二战后德国的汉学研究成为世界汉学重镇。 　　不消说，天底下有的是像我一样对Tucci和Franke这两位前辈大家推崇备至的人，但我对他们的崇拜有我非常特殊的渊源。我对Tucci的崇拜多半缘于阅读他的传世名作——《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vols. 1-3, Rome 1949)，这是一部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特别是唐卡艺术的开山之作，而其中的第一卷则是对中世纪西藏政教历史的综述。Tucci将天女散花般撒落在卷帙浩繁的藏文文献中的历史资料一一探寻出来，把纷繁、复杂的西藏中世纪史梳理得有条有理，令人一目了然。他既能做抽丝剥茧式的语文学研究，又能高屋建瓴地作宏大叙事，将这两种能力结合得如此完美，令我叹为观止。对Franke先生的崇拜则是因为阅读了他一系列有关元代西藏研究的论文。虽然Franke不是一位西藏学家，但他旁征博引稀见元代汉文文献以解读藏文诏令和文诰、解释西藏历史、宗教和人物史事，解决了许多令藏学家们一头雾水的疑难问题。他的汉学知识的广博和他做语文学研究的细致令我这位汉族西藏史家汗颜，从此不敢轻视西方汉学家对汉语文文献之发掘和研究的能力。由于我初入学界所作的题目正好是元代西藏研究，阅读Tucci和Franke两位先生的著作对我来说无异于经历一场学术启蒙，对他们的追随设定了我自己最初的学术道路。总之，我对这两位学术偶像的崇拜不可与追星同日而语。 　　岁月荏苒，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了。我的学术兴趣几经转移，陆续也有新的学术偶像出现，但我对Tucci和Franke先生之学问的敬仰之情不减当年。当然，偶像也难免有黯然失色的时候，对Tucci的失望和批判缘于发现这位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西藏和东方学家，政治上却极其不光彩。Tucci曾经是一位与墨索里尼政权有密切联系的铁杆法西斯分子,他的东方学研究背后有着深刻的法西斯主义背景。他本人曾经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深深着迷，还为加强日本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政权间的联系而摇旗呐喊过。一位学术的巨人曾经是一位政治龌龊的人物，想来令人扼腕。对Franke先生过去的政治面貌我不甚了了，他的青年时代正是德国纳粹猖獗的年代，很多与他同辈的学人，如同为Tucci和Franke先生之好友的世界蒙古学大佬Walter Hessig先生就也曾与纳粹政府有所瓜葛。我衷心地希望Franke先生比Tucci和Hessig有一个更清白的过去，但对他的学问我同样不再只有崇拜而没有批评了。 　　多年前，我在1994年出版的Asia Major第七卷上读到Franke先生的一篇新作，题为“Consecration of the‘`White Stūpa’in 1279”（《论1279年的白塔胜住仪轨》）。这是Franke先生八十岁时发表的作品，是他晚年的代表之作。他利用所见各种文字的文献资料，对北京元建妙应寺白塔的历史做了迄今最充分的研究。文中Franke先生对元人祥迈所撰《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作了重点翻译和解释，照例旁征博引，鞭辟入里。可是，他的译文中竟然出现了一处令人触目惊心的硬伤，令我深为偶像惋惜。《释迦舍利灵通塔碑》中有句云：“取军持之像，标驮都之仪”，Franke将其译作“(The construction) was in the hands of selected soldiers, and its shape symbolized the form of a form of a sacred element”。他竟然将“军持”翻译成“the hands of selected soldiers”,译言“所选士兵之手”，而不知道汉文“军持”是梵文Kundikā的音译，意为“瓶”、“净瓶”，此处指的是藏式覆钵形菩提塔如净瓶般的形状；而“驮都”确如Franke所认定的那样是梵文dhātu的音译，通译作“界”，但dhātu也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如Franke认为的“a sacred element”（成分、要素）等。可偏偏在这里的意思与“成分”毫不相关，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佛之舍利。所以这句看起来挺复杂的话可以简单地翻译成“（The stūpa）takes the shape of a vase to mark the manifestation of Buddha`s relics”。指出Franke著作中的这个硬伤，并无意于损害偶像于我辈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先生一世的英名也决不至于因此而毁于一旦。我在此只是想借此说明任何权威都有其各自的局限，都会与常人一样犯可笑的错误，盲目崇拜和神化学术权威实不可取。 　　在我从对西藏历史研究的专注中走出，转而更多地注意藏传佛教研究之后，我最钦佩的学术偶像无疑是David Seyfort Ruegg先生（1931-）。出生于纽约的Ruegg先生，早年受学于法国高等研究学院，主修历史学和梵文，研究印度语言哲学。后于巴黎索邦大学获博士学位，研究印藏佛学中的“如来藏”思想。一生历任法国远东学院、荷兰莱顿大学、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德国汉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学术机构的教授、研究员，从事印藏佛教的哲学、语文学和历史学研究，是世界最著名的印藏佛学家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出任国际佛学研究会主席一职将近十年。 　　我对Ruegg先生的钦佩首先是因为他的博学和杰出的语文能力。他是一位典型的印藏佛学家，说他兼通印藏佛学实在不足以表达他的能力和成就，更确切地说他是贯通了印藏佛学。他对梵文和藏文两种语文工具的精熟，使他可以广泛地运用这两种语文的历史和宗教文献，对佛教哲学思想在印藏两种佛教传统中的源流有极其深刻的把握。Ruegg先生对佛教的如来藏思想、中观哲学、政教理念、“他空见”等都有精深的研究，他的相关著作都是业内的经典作品。晚近，Ruegg又出版了一部题为《南亚佛教与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与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地方崇拜”的共生关系》(The Symbiosis of Buddhism with Brahmanism/Hinduism in South Asia and of Buddhism with“Local Cults”in Tibet and the Himalayan Region,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的专著，再次显示了其学识之渊博。 　　除了博学以外，我钦佩Ruegg先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打通理学和朴学后所达到的崇高的学术境界。作为一位欧洲传统训练出来的语文学家，他在理学方面的造诣在同辈中无与伦比。欧洲的佛教学研究传统以语文学研究为主流，对梵、藏文佛教文献出色的语文学处理是欧洲佛教研究的一大特色，对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献的厘定、译注和解释是印藏佛教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位典型的欧洲佛教学者，Ruegg先生对用语文学方法处理梵、藏文佛教文献驾轻就熟，他对“如来藏思想”和“中观哲学”的哲学史式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对相关的大量梵、藏文佛教文献的译注和解释的基础之上的。但他的每一项研究往往都超越一般语文学家研究佛教文献所能预期的成就，而赋予其语文之外的哲学和文化意义，为佛教的语文学研究树立起更高的哲学和文化价值。 　　不仅如此，Ruegg对世界人文学界，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新思想极为敏感，常常将它们精妙地结合到他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之中。例如，他曾经对佛性论，特别是印藏佛教传统中的顿悟和渐悟思想作过非常出色的比较研究，出版过一部题为《比较观中的佛性、心识和渐悟问题》(Buddha Nature, Mind and the Problem of Gradualis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ondon, 1989)的经典著作，不但对印藏佛学传统中有关顿悟与渐悟的文献和思想作了深入的讨论，而且还将当年流行的“历史记忆”和“传统的创造”等新理论运用到他自己的研究之中，非常精辟地指出藏文历史文献中对“吐蕃僧诤”的记载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更像是一个半历史的topos，和尚摩诃衍已经成为一个非历史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而“吐蕃僧诤”成了一个历史与神话交杂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个“记忆之场”。正是受Ruegg这段话的启发，我对藏文文献中有关和尚摩诃衍及其“吐蕃僧诤”的记载作了系统的检讨，得出的结论与Ruegg的预想完全一致，藏文文献中有关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的说法基本上是后世藏族史家创造出来的一个传统（参见沈卫荣，《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新史学》第十六卷第一期，第1-50页，2005年）。 　　对Ruegg之学问的崇拜无疑与我个人的学术志趣和追求相关。我自己所做研究通常采取语文学的方法，但我也非常希望能够为自己所做的小学式的研究找到直接的理论和哲学的支撑，希望自己从事的语文学研究能够摆脱匠人之气，而更富有人文精神和智识、脑力的挑战。然而，要将理学和朴学完美结合，将学术著作写得既扎扎实实、无懈可击，又充满智慧、发人深思，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才如我，当然不敢有此奢望。但正因为如此，Ruegg先生才成了我长期崇拜的学术偶像。 　　除了Ruegg先生，我曾十分钦佩的学术偶像还有相当不少。例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系的Chris Beckwith（1945-）教授就是其中之一。Beckwith先生的大作《中亚的吐蕃帝国》（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利用汉、藏和阿拉伯文献资料，宏观地构建了吐蕃对外扩张和吐蕃帝国的历史。Beckwith利用他兼通汉、藏和阿拉伯文献的杰出能力，完成了中亚学研究的一桩宏大建构，并获得了奖励给天才学人的麦克阿瑟奖。阅读Beckwith此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也是我至今依然对它推崇备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Beckwith要言不烦、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纷繁复杂的问题到了他的笔下，好像都一目了然，读来十分惬意。虽然中外学者，包括我的朋友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都对Beckwith这部大作有过很多这样那样的批评，但在我看来，《中亚的吐蕃帝国》这部卷帙上无法与Tucci《西藏画卷》同日而语的小书，却是继后者之后世界藏学研究的又一部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 　　Beckwith后来专注于建构汉藏语系的语言学研究，隔行如隔山，读他的研究论文常常只能看懂结论，而其论证过程则常令我坠入五里雾中。几年前，Beckwith发表过一篇试图重构“吐蕃”两字于唐代时的发音的文章，其结论为“吐蕃”实际上就是汉文文献中的“发羌”。这样的结论大概有助于我们理解汉藏两个族群的源流，只是对其论证过程我实在无法如实体会。前年春天，我有幸在巴黎恭听了Beckwith的一场学术报告，主题是对汉文古文献中“月支”一词之语源和读音的重构。他的结论是“月支”的“月”字相当于Toka，而“支”字则与匈奴语中的“王”字对应，所以“月支”就是“吐火罗王”的意思。同样，我对他论证这一观点时所用的那一套语言学术语一知半解，所以没有办法跟随他的论证理路。而同堂听讲的多为从事欧洲古代语言研究的法国语言学家，他们对他的这个报告好像推崇备至。真希望Beckwith确实用他出色的语言学和语文学训练为我们解决了这两个长期以来传统汉学研究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继Beckwith的《中亚的吐蕃帝国》之后，又一部曾给我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学术著作是人类学家、英国Cardiff大学宗教学和神学教授Geoffrey Samuel先生的大作《文明的萨满：西藏社会中的佛教》(Civilized Shamans: 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阅读这部长达七百多页的大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验，它与我习惯阅读的历史学和语文学类著作在风格上几无共同之处，但它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和兴奋。Samuel与其说是一位西藏学家，不如说是一位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但他的著作却给西藏研究带来了令人神清气爽的一缕清风。他形象地用“文明的”和“萨满”来表征藏传佛教于显密二宗均十分出彩的典型特征，并以它们为主线来分析公元七世纪至近代西藏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及藏传佛教的这两种典型特征与西藏社会发展变化之间的紧密关联。《文明的萨满》一书将人类学的调查资料和广泛的文献研究完美地结合到一起，通过对整个西藏历史之宗教结构的共时的考查和对宗教生活之社会、智识和精神成分的历时的分析，为读者奉献了一部综合研究西藏社会和宗教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优秀作品。严格说来，《文明的萨满》既不是一部西藏宗教的地缘政治研究，也不是一部西藏的宗教、文化史，更不是一部研究大乘佛教的专业著作，但它巧妙地包罗了上述所有这些内容，为读者理解西藏社会和藏传佛教提供了最有利的视角、最全面的资讯和最发人深思的启示。 　　近年来，我和我的学生们又都成了美国印藏佛教学者、Fairfield大学宗教学教授Ronald M. Davidson教授的粉丝，他的新著《西藏文艺复兴：西藏文化再生中的密宗佛教》(Tibetan Renaissance: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成了我们研究藏传密教，特别是黑水城出土藏传密教文献和藏传密教于西夏和蒙元时代在内地传播历史时常备左右的参考书。Davidson别出心裁地将公元十世纪中到十三世纪初这段时间称为西藏的文艺复兴时期，通过对大量印度成道者所传密教文献于西藏传译的精细研究和对以萨迦派道果法为中心的密法教义和修法仪轨的描述和诠释，Davidson对最终成为藏传佛教之典型特征的密教传统的形成过程，对藏传密教的印度渊源、文献依据、师承次第等都作了清楚的交待。在这一部头不大的专业著作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有关早期藏传密教的所有有用的信息，为我们深入研究萨迦道果法在西夏和元朝的传播提供极大的方便。 　　Davidson对梵、藏文密教文献有全面和精深的了解，他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大量一手的资料。此前不久他出版的《印度密教：密教运动社会史》(Indian Esoteric Buddhism: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antric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印度密教，它和《西藏文艺复兴》一起成为研究印藏佛学的当代经典。尽管西方的印藏佛教研究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以往的研究，如前述Ruegg的著作，较多地集中在对印藏佛教思想的比较研究之上，对印藏密教传统的比较研究尚未全面展开。Davidson的这两部著作开风气之先，引领世界印藏密教研究新潮流。他之所以能有如此之成就，首先得归功于他超强的语文能力，他的所有研究都建立在对大量梵、藏文密教文献的精细的译解的基础之上。让我颇为吃惊的是，最近Davidson竟然开始大量利用汉文佛教文献来研究早期的陀罗尼。西方印藏佛学家中少有兼通汉语文者，Davidson早年以研究印度梵文佛教文献和哲学见长，后专擅印藏密教，学习汉语文、重视汉文密教文献，恐怕是最近的事情。从他的这段学术经历中，我们见到了一位优秀的西方佛教学者的学术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几位我所推崇的学术偶像都不是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但他们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成就无不鹤立鸡群，令人肃然起敬。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希望一位中国同行对他们由衷的钦佩能够给他们带去些许慰藉和几分自豪。 　　吾生有涯学无涯，几十年在学术道路上蹒跚学步，不知不觉间老之将至。令我无比欣喜的是，很多比自己年轻得多的青年才俊在学术上已远远走在了自己的前头。他们出色的学术成就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后生可畏，遂知大师、偶像不见得非得是古人、老人不可。 　　近年来，我读到了不少青年学术同行的优秀作品，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无疑是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史研究助理教授Christian K Wedemeyer先生（1969-）的著作。Wedemeyer是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的博士，曾师从美国最著名的藏传佛教专家、宗喀巴讲座教授Robert Thurman先生。Thurman贵为哥大佛学教授，但其做派更像是一位藏传佛教的传教士。虽然在民间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但其著作的学术含量则实在不高。令人吃惊的是，Wedemeyer的治学方法与他的老师有天壤之别，他竟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语文学家。他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是圣天造《合行明炬》的译注本(Aryadeva`s Lamp that Integrates the Practices (Caryamelapakapradipa): The Gradual Path of Vajrayana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 Esoteric Community Noble Tradition, New York, 2007)，遵循的完全是欧洲佛学研究传统的语文学方法，从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语文学功底。Wedemeyer兼通梵、藏两种语文、擅作佛教文献之比较研究的能力在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反映得更加淋漓尽致，这篇论文题为《译师之功的诱人痕迹：宗喀巴著述中梵文资料的别样翻译》，对宗喀巴著作中所引述梵文文献的误译、误解作了十分精到的检讨和批判，对传统以为藏译佛教文献十分忠实梵文原本的说法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并进而对梵文佛教文献于西藏传译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非常有见地的讨论。 　　更令我吃惊的是，与他深厚的语文学功力相比，Wedemeyer的哲学和理论修养似乎还更胜一筹。Wedemeyer近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总共不足十篇，但篇篇珠玑，其中有两篇文章对印藏密教研究带来了颠覆性的震撼。第一篇题为《修辞格、类型学和转向：密宗佛教史学的简短世系》（Tropes, Typologies, and Turnarounds: A Brief Genealogy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40, no. 3 (February 2001), pp. 223-259），它对西方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密宗佛教历史编纂的历史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和批判。Wedemeyer在其文章开头提出了如下一个人文学科建设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在众多学科的初始阶段，通常都会预设一些临时性的理论，以用来为这个形成中的知识领域提供一个大致的结构，以便更详细的研究得以开展。这些理论，除非很快就被推翻或者随后被重新考量，设定了初期研究的程序，变成了组成这个学科研究背景的重要成分，甚至成为这个学科不言而喻的“公理”。而一旦成了“公理”，这些假设，尽管完全没有（或者只有微弱的）实证依据，通常会定义、结构和界定这个学科之学术研究的路线。而当足够多的时间和能量已经被投入到了预设那些“既定观点”之正确性的研究之中时，它们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会受到质疑，以免打破学科之平静的外表，也不使让人感到舒服的“进步”的幻象被打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有时我们可以真切地见到一种非常强大的、跨越好几代学人的学术保守主义，在这种学术保守主义之下，长辈学者们（权威、偶像）非常不愿意鼓励（且不去说“允许”）对一个领域的那些最基本的假设作激进的修正。 　　接下来Wedemeyer就以西方印度密宗佛教历史编纂学为例来说明那些本来毫无实际根据的“既定的观点”是如何设定了西方学者近二百年来的密宗佛教研究、如何决定了密宗佛教史的建构和叙述范式的。他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印度密宗佛教历史编纂学的世系谱，特别强调了西方密教研究及其成果之历史背景，揭示佛教史大纲的最初构建如何决定性地受到了不加甄别地选择对用来结构这个历史的叙述原型（narrative archetype）的影响，这个大纲又是如何为对印度宗教的最早的诠释模式所确认，而由这个大纲设定的写史传统及其关联的说法又是如何因为一位本来很有见识，而且注定要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佛学教授的戏剧性的投降而被作为不二之论定格为佛学研究之正统的。 　　Wedemeyer整篇论述十分的精致、复杂和巧妙，富有智性、理性和思辨性，读起来让人觉得刺激、过瘾，又处处发人心智。他的主要观点是说，西方学者把印度佛教视为一种过去的现象，把它在印度的消亡当成既成事实，于是采用历时的叙述模式来构建佛教的历史，讲述佛教在印度从生到死的一个完整的故事。当西方学者在十九世纪初开始构建佛教历史的时候，西方最流行将历史当作一种有机的发展过程来描述，历史无非是从出生、成长、成熟到衰落和死亡这样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于是，佛教的历史顺理成章地按照这个叙述原型被建构起来了。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和宏化是佛教的诞生期，小乘佛教是佛教的成长期，大乘佛教是佛教的成熟期，而密乘佛教则是佛教的衰亡期。在这样的一个叙述模式之下，密教自始至终被当作公元七世纪才开始出现的、印度佛教的最后，也是最堕落、没落和行将消亡的一个阶段，尽管密教至今未亡，它依然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一个活着的传统。而密教中出现的性瑜伽等修习方式，正好符合将道德沦丧，特别是性行为的堕落作为一种文明衰亡之重要标志的西方传统，于是，密教史的研究就成了一部佛教衰亡史的书写过程。这种叙述原型形成了强有力的话语霸权，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佛教语文学家也难以摆脱这种霸权的控制，他们的研究和叙述处处受到这些“既定之见”的左右。Wedemeyer这篇优秀的论文让我们终于清醒过来，西方近两百年来密教研究的传统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对那些已成“公理”的传统说法需要做严肃、历时的清算和重新考量。这样的真知灼见又何尝不可以推而广之，我们是否都应该重新考量我们各自学科中那些被我们崇拜的行内巨擘、大腕们设定的那些“公理”呢？ 　　Wedemeyer另外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题为《牛肉、狗和其他神话：大瑜伽密教仪轨和文献中的引申符号学》(Beef, Dog and Other Mythologies: Connotative Semiotics in Mahāyoga Tantra Ritual and Scrip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75, no. 2 (June 2007), pp. 383-417)。在这篇文章中，Wedemeyer试图处理密教研究中另一个长期令佛教学者争论不休的十分棘手的大问题，即如何来解释密宗佛教中那些有悖常理、十分违规的成分？密教长期受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修法中包含了很多违犯佛教戒律，甚至与世俗道德观念相抵触的特殊修法，如男女双修和“五肉”（狗肉、马肉、牛肉、象肉和人肉）、“五甘露”（大香、小香、精、血和骨髓）供养等等。对于这些极为怪异的修法到底应该作如何解释，学界历来有很多激烈的争论。有人以为应该按其直接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将它们视为实际的修法；也有人把它们当成是特殊密码，只具有比喻和象征意义，认为这类密乘修法是观修，而不是实修。而Wedemeyer则提出：以上两种说法，不管是实指，还是喻指，都把它们当作直接的指义自然语言的范例来处理，所以都没有抓住这些传统之符号学的最本质的方面。他的这篇论文试图表明密乘大瑜伽续部采用的是一种可称为”引申符号学“的指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来自自然语言的符号（一种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在一种更高层次的话语（神话语，mythic speech）中，有能指(signifiers)的功用。将这些符号学工具引入对解释密教修法之批评中的目的，无非是要人认知，不管是仪轨的实修，还是经典的叙述，其中起根本性作用的是一种关于清净和污浊的语法规则(清浊无二)，而这种规则出现在与早期密乘佛教和更广泛的印度宗教常规的重要对话之中。这表明见于密乘佛教中的这种对常理的违背表示的既不是“部落式”（字面的、原始的）的修习，也不是纯正的瑜伽密码（象征性的），而是反映了主流印度佛教固有的关注。 　　Wedemyer以讨论密乘大瑜伽部最著名的续典《密集本续》中提到的“五肉”、“五甘露”供养的解释问题为出发点，说明从仪轨的实修和经典的叙述的两种角度来看，不管是从其字面上，还是从其象征意义来解释这种奇特的供养法都不足以给解释它们实际的宗教意义，所以他建议释者要跳出指义语言的框框，在引申符号学体系中来重新考量这些密宗符号的解释问题。所谓“引申符号学”是“一种不是由它的字面意义，而是由它的意图（intention）来定义的语言，它的意图因为没有在字面意义中表达出来，故被冻结、净化、乃至永恒化。这种神话语言的构成成分的模糊对于指义(signification)而言有两种后果，它从此表现得既像是一种通告，又像是对一个事实的陈述”。具体而言，所谓“五肉”、“五甘露”，我们既不能直接从其字面的意义上去理解，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具有比喻和象征意义的密码，而应该把它们看作为“引申符号”，找出它们的字面意义中没有被表达出来的潜在的意图，以理解其实际的宗教意义。而这个没有在字面上被表达出来的意图实际上就是佛教的清净和污浊无二的法则，引申开来说就是轮（回）涅（槃）无二、烦恼和觉悟一味的成佛境界。所以，这些看似有违佛教戒律的怪异修法不过是标示成佛境界的“引申符号”。 　　如何解释这些怪异的密宗修法一定还将继续成为佛教学者们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但Wedemeyer上述这种解释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作为研究密乘大瑜伽部的顶级专家，Wedemeyer将西方符号学的理论如此巧妙地引进自己的专业研究之中，令人大开了眼界。他在上述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在理学和朴学两个方面的非凡造诣，令我在阅读他的著作时脑中常常掠过这样的一个念头：中国佛教学界何时会出现一位像Wedemeyer这样的青年才俊呢？我相信那时一定就是中国之学术雄起于世界之日。 　　世人走过的学术道路千差万别，每个人或都应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崇拜和扬弃学术偶像的个人经历。我相信每一个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最终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任何学术偶像都不是永恒和不可超越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后代超越前代是大势所趋。在Tucci的时代，他的《西藏画卷》和《西藏宗教》（The Religions of Tib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无疑是最杰出的经典，但到了Samuel的时代，《文明的萨满》就理应取代《西藏宗教》的经典地位。Tucci无疑也曾经是Samuel的学术偶像，Samuel曾是Tucci《西藏宗教》一书的英文译者。但Samuel的《文明的萨满》和他最近出版的新著《瑜伽和密教的起源》最终超越了Tucci的《西藏宗教》。西藏宗教研究在Tucci和Samuel两代学人之间完成了学术的更新，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而无论是从理学，还是从朴学的角度来看，血气方刚的Wedemeyer的能力和水准都已经丝毫不逊色于德高望重的Ruegg。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Wedemeyer已经具备了最终超越Ruegg的所有潜质和能力，明天的Wedemeyer一定会成为今日的Ruegg，他们注定都是印藏佛学研究的祭酒级人物。 　　从自己学习和吸收上述这些学术偶像之学术成就的经历中，我深深感到不管你身处哪个学科、在作什么样的课题研究，用语文学的方法做仔细的文本研究应该是每一位学者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功夫。特别是对初入学界的新人而言，要想不在茫茫学海中迷失方向，用语文学的方法老老实实地做文本研究无疑是一个相对安全、可靠的定位方式。这样的方式不但能够使人得到最基本的学术训练，而且其学术成果也最具原创性，能够给读者提供新的知识。而学术研究最理想的方法应该是理学和朴学的完美结合。一部精致、复杂的语文学著作，如果缺乏哲学和思想的意义，终难脱离匠人之气，缺少思想和智识的力度和挑战。而一位学者若完全缺乏对文本作语文学研究的能力和耐心，只专注于空洞的理论探索和哲学思辨，则他/她既不可能写出有丰富的实际内容的好作品，也永远不可能创造出能给人以启发的新理论。描述和解释做得再完美、再迷人，也只是一种形式的变换和更新，无法替代扎实、精致的文本研究。做学术研究只重视理论、解释，而轻视，甚至舍离对文本的语文学研究，则是舍本求末，或能炫人耳目、哗众取宠，但既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也不会对学术研究带来实质性的进步。 刊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5月23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