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4日至15日，由深圳大学和贵阳孔学堂主办的第四届国学本科论坛在广东省深圳市明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十一所高校国学院及国学研究机构的34名本科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共分三场六组进行，所提交论文按照研究旨趣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即：义理阐发类、史事分析类和字词文献考证类。下面分别择要加以综述。 一、义理阐发类 义理阐发类论文最多，多数都是专书专人研究，只有个别论文对不同学人和不同典籍进行了对比研究。 专书专人研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王景创的《董仲舒天道阴阳观研究》。该文尝试在《春秋》经权思想与天道阴阳的关系中分析董仲舒的整个思想体系，材料详实，分析较为精细。美中不足的是，该文没有注意比较汉代《易》学的阴阳学说，也没有横向对比同时代思想家，使得作者未能充分把握住汉代经学与阴阳学两套理论的融合趋势。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净逾的《宓不齐的君子之治》一文，以前人研究较少的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宓不齐为研究对象，钩沉了关于宓不齐的各种史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宓不齐的为人和为政思想，尤其强调了其对儒家地方治理方法论的贡献；不过，此文结尾论述其政治智慧与当代社会的联系时有些牵强生硬，还可以进一步修改。与此二文相比，更多的论文则围绕专书专人的某句话或某个议题来勾连相关篇章和展开论述。比如，中山大学李健芸和深圳大学罗启全分别以“至乐”和“命”来串联《庄子》的相关篇章，二文都很重视文本细读，论述也富有层次性，不过思想高度略显不足，有些论述流于空泛。复旦大学张璟《以道观之：<老子>言说问题刍议》和陈禹名《以身观身与<老子>中的观照问题》则分别讨论了《老子》的言说问题和观照问题，文献分析比较扎实，只是哲学分析技术比较生涩。 湖南大学蒋明《宋明理学工夫论视域下的“勿忘勿助”之诠释——以程朱王湛为中心》则重点梳理了二程、朱熹、王守仁、湛若水五人的工夫论思想，以点带面，力图对宋明工夫论进行管窥，其史料梳理极为清晰，可惜理论性稍欠，对核心概念把握不够清晰。广西大学周满《<颜氏家训>和<曾文正公家书>之教育内容对比及其价值探索》比较了古代两本著名家训的教育学思想，选题较有意义，但分析流于泛泛而谈。 此外，郑州大学余坤《孟子升格运动的模型与阶段新论》一文，梳理了《孟子》升格为经的过程。该文新颖之处在于引入了社会学统计模型，缺点是强行将孟子的影响力以及后代思想家对孟子的推崇进行赋值和量化分析，显得过于牵强。 二、史事分析类 史事分析类论文以交叉学科的研究为主，而大多归结于专门史，如国际关系史、历史地理与边疆史、疆域史与政治史、国家发展史等，切入角度大多新颖独特。以断代而论，则以古代史论文居多；以写作方法而言，以专题研究为主。 具体而言，郑州大学刁俊豪《再论“周公奔楚”——兼论商末周初周楚关系》一文尝试运用二重证据法论证周公奔楚的缘由，由于很多关键点难以论清，所以结论并没有新的突破。南昌大学洪思予《春秋时期卫国衰落原因探析》一文，对卫国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做了梳理，并试图寻找卫国衰落的内外部原因。北京大学曾芬甜《亲晋关系与秦之疆域——围绕地理空间的探讨》一文以桃林塞为分析对象，讨论了秦国东扩时与晋国发生关系的种种史实，对史料掌握较为到位。湖南大学李屹轩《从护羌校尉治所转移看汉代两周边防体系的变迁》详细梳理了汉代护羌校尉治所的变迁过程，并对一些历来争论较多的史料（比如有关令居城的位置的史料）进行了考辨，虽然结论大体没有超过前人研究，但扎实的史料考辨功力受到了与会师生的好评。武汉大学李自鹏则针对北魏张彝案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了由孝文帝改革带来的副作用。湖南大学苏广兴则独辟蹊径，以洪秀全和罗孝全两人为切入点，试图从洪秀全所接受的基督教这一角度来思考太平天国失败的新线索，讨论历史偶然性问题。 专书研究的论文则不多，如中山大学李骏驰《韩愈<顺宗实录>笔法研究》和深圳大学郭锦泽《读<史通>札记》。二文作者都对所研究典籍进行了充分阅读，但对一些关键概念和重要史事还欠缺准确认识。 三、文献文字考据类 文献文字考据类论文内容驳杂，大体从文献出发，基本做到论述有据。版本比勘类论文如南京大学王琦的《<高太史大全集>版本考辨》，该文选择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版本进行详细研究，分析不同版本之间的编次差异，考述金檀辑注本所增补内容的史源，并辨正了四库本所用的底本和校本。字词考证类论文如南昌大学李博的《<离骚>“求女”述评兼谈其义》，该文从《离骚》文章整体脉络出发，综合回顾历代专家学者对“求女”意义的分析，将“贤臣”、“贤君”、“通君侧”、“理想”、“贤妃”、“其他”等六种可能含义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一一论述，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即“求女”是指“为君之道”。又如南昌大学阿英萍的《“爽”字本义探原》，该文力图详加考据 “爽”字的形音义，但在小学知识的综合运用上还有待加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龙襄的《刘安作离骚传考论》一文，综合运用文字学、文献学、文学史、经学史等各学科的知识，力图解决聚讼纷纭的淮南王究竟作《离骚传》还是《离骚赋》的问题，资料较为详实，论证也不厌其烦，但文章结构尚可调整，且一些关键性、基础性问题还可以做更深层的探讨。  总体上看，本次论坛发表的数十篇论文都不乏精彩之处，竭力兼顾对传统文献的扎实掌握和对先进方法的巧妙运用，个别学生也尝试拓宽视野，不拘泥于单一学科。但毋庸讳言，也明显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多数高校以中国哲学为主干来组建国学院或国学研究机构，导致学生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小学、中国古代文献学等学科的训练明显不足，进而导致其缺乏综合把握文献的能力。其次，文章选题多为思辨性较强的宏观命题，过于空泛，容易陷入曲解文献、自说自话的境地。再次，部分文章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程度不够，从而导致其研究没有自觉的学术史意识，无法与前人研究展开高水平的对话，研究多是重复前人所言而不自知。(撰 稿：王龙襄、陈净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