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0至3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艺术学院、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联合开展了为期二十天的高原丝绸之路研学考察。在我校艺术学院张建宇老师、王传播老师的带领下，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4位博士生、4位硕士生远赴青海、西藏，沿着高原丝路的脉络，以藏传佛教的历史、艺术以及汉蒙藏等各民族的的交流交往情况为中心开展调研。最终顺利完成计划，考察取得圆满成功。

西藏行程路线

西域所硕博士生在藏医药博物馆参观

一．考察调研行程

西藏的寺院是伴随着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发展传播而兴起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佛教建筑两个发展阶段，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西藏佛教建筑体系。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是西藏寺庙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现存最完整的是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其他留存的寺庙建筑已经很少。九世纪以后，佛教在朗达玛“灭佛”之后重新复兴，至十五世纪相继形成了许多教派和教派支系，随着教派势力的扩大，寺院建筑的规模趋于大型化。

经历数百年的历史变迁，至今现存的寺庙，据统计有1440座左右，但残损严重。近几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保护下，寺庙重新焕发生机，不仅吸引了众多朝圣者，许多游客也纷纷前来参观，想要领略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

桑耶寺

在这二十多天的行程中，考察队跟随着史料记载的指引，在当地的博物馆、艺术馆，以及藏传佛教各派别的寺院中，探寻藏地独有的山川建筑与历史变迁的痕迹。

考察的第一站是西宁。考察队先后参观了藏医药博物馆、藏文化博物馆、塔尔寺和瞿昙寺。大家的考察日志中也记录了自己在查阅资料、准备讲解时发现的新问题，以及参观过程中的体悟。

国学院2019级博士生苏日利格：“从蒙藏关系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塔尔寺建寺初期众多的蒙古施主，到后来诸多蒙古僧人到塔尔寺学经，鄂尔多斯第十一世乌兰仁波切做塔尔寺八十二任总法台，塔尔寺在蒙藏地区的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这些也在蒙古族近代文学中有所体现。比如马·哈斯巴嘎纳著《热血男儿》中，鄂尔多斯的牧民大户会在冬天黄河结冰后赶着大量牲畜去塔尔寺做供养，位于鄂托克旗的曼巴扎仓里也汇集着从塔尔寺学医回来的僧众等等。”

考察队在塔尔寺调研

中央民族大学2020级博士生赵松山：“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所藏藏医医疗器械、藏医唐卡挂图、藏医古籍与各类藏药实物标本种类极为丰富，为我们了解藏医的发展及其内涵提供了大量实物材料。各类馆藏物品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有待深入发掘，可将馆藏藏医古籍与山南市博物馆所藏藏医古籍进行对比研究，探究这批文献的内容及其来源；而大量藏药实物标本使人不禁感叹藏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部分藏药在吐蕃时期已经被广泛使用，这又反映出藏医药文化的源远流长。”

中央民族大学2021级博士生象毛措：“南凉都城乐都考察一日，探访了大明所建汉藏圆融，文化共生的瞿昙寺。寺院悠久的历史，古朴宏伟的建筑、珍贵精致的明代文物以及随处可见精美绝伦的壁画都接连让大家赞叹不已。作为明代湟水河流域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见证了藏汉文化交流的渊源历程，藏汉两个民族在这一时期都以开放的胸怀接收了异族文化，从不同层面产生了和谐的融合，这无疑对后期瞿昙寺及其周边地区构成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瞿昙寺

7月15日，考察队来到了第二站——拉萨，经过短暂的休整，开启新一阶段的旅程。在这五天中，探访了色拉寺、大昭寺、哲蚌寺、布达拉宫这几座著名的藏传佛教建筑。

2018级博士生李群：“看着形形色色的信众，对于西藏有了更多直观的印象。譬如，妇女大多穿着传统服饰，男性则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似有依年龄而递减的现象。他们沿着顺时针方向而行，口中念念有词，遇佛像即拜，并在像前供奉一元钱（或更少）。也有人提着一罐酥油，凡点油灯处即添一勺油。自7月10日抵青海，至此一路参观了不少寺院，各寺院之间经济势力相差甚远，有者佛像高数丈金碧辉煌，有者仅仅是塑料造像。哲蚌寺近处有一乃穷寺，当日不知何故并未开放，略有遗憾。”

哲蚌寺

2020级博士生曲强：“我们中午十二点多进入大昭寺参观，一路上人挤人，每到一处都难以细致地观察。但是我们随着人流正好目睹了给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胸前刷金的景观。供奉释迦牟尼等身像的地方人潮汹涌，难以进入。当我们到达二层时听同行同学说，我们经过之后不久，供奉等身像的佛殿大门便关闭了，我们虽然没有能够近距离观看等身像，但是远望到刷金场景，已是十分难得。”

第三站——山南。考察队主要参观了贡嘎曲德寺、敏珠林寺、桑耶寺。

2020级硕士生哈达：“本次研学之行有多位研究蒙藏关系史的师兄师姐、研究佛教艺术的师兄师姐们在旁科普各种知识，有两位艺术学老师指导和深度分析，感触感悟甚多，不枉此行。今天来到的贡嘎曲德寺，从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15世纪的壁画第一次大规模地采用了汉地元素，颠覆性地打破了此前西藏艺术以印度-尼泊尔风格为主导的风气，结果导致17世纪西藏艺术最终由喜马拉雅艺术风格转向以汉风为主导，即今天所见到的青绿山水式的西藏绘画风格。贡嘎曲德寺壁画是这个转变的关键点，堪称藏传佛教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2020级硕士生旦知吉：“桑耶寺被称为藏族文化宝库，寺内珍藏着西藏自吐蕃王朝以来各个时期的历史、宗教、建筑、壁画、雕塑等方面的文化遗产。邬孜大殿内汉藏印三种不同风格的塑像和建筑风格，以及回廊上精美的壁画都深深吸引着我们。”

从山南前往日喀则的路上，我们路过了江孜法王下令建造的白居寺，登山探访现存最古老的吉祥多门塔，壁画犹存，颇有古意。

白居寺吉祥多门塔

2020级硕士生徐瑶：“白居寺里的佛像，形态各异，活灵活现，不需要细看就知道它们千差万别，真定下心来观察，那些精致的线条，恰当的色彩，会让人过目难忘。我很难用准确的语言去形容这些精美的画像，它们会在观赏者的梦里清晰地重现。走进这里再出去，观者的心灵一定会开辟出一块净地，用以安放这些可以照亮黑暗的盏盏灯火。在黑暗中摸索，爬上一节又一节窄小的木梯子，再度豁然开朗，这就是获得解脱的旅程。这个过程意味着观者正在接受另一个精神世界，向它完全敞开自己，贪嗔痴怨，对善恶的纠结，对生死的欲惧，对得失的执著，都应被和平与安宁代替。”

第四站——日喀则。

我们在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瞻仰历代班禅大师的灵塔；在汉藏圆融的夏鲁寺欣赏六七百年前的壁画；在彭措林寺徒步登上万佛塔；在萨迦寺看到慧山经海的满墙经书……

彭措林寺万佛塔

2020级硕士生郭珈宁：“夏鲁寺与别处寺院有所不同，并非建在远离村庄的山中，而是建在平地上的。正如它的含义“青苗”一样，放眼望去，周围是一片青翠的田野。当天下了小雨，田野因雨的滋养而愈发翠绿，而云雾则将寺庙衬托得更为神秘。或许是天气的原因，今天来夏鲁寺参观朝拜的人并不多，这也给了我们认真观察的机会，静静地站在佛像和壁画前，体会当时汉藏工匠是如何克服困难绘制出如此精美的壁画的。我们还有幸在夏鲁寺的仓库中看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石刻佛头，应该是13世纪的作品，不由地产生了一种触摸到历史的真实感和敬畏感。”

2020级博士生乌兰图雅：“我们于上午驱车来到萨迦寺。大家先去参观了南寺。南寺的主体建筑是拉康钦莫大殿，我们在殿中还见到了惊为天人的经书墙。据记载，该经书墙有700年的历史。墙高10米，长60米，有两万多涵经书。其中最重的是一部名为《布德甲龙马》的经书，重达千余斤。南寺亦有很多金桐造像和佛塔，造像多为释迦牟尼佛和萨迦五组像。在普巴拉康和拉康强两个殿中，我们见到了许多修复过的元代壁画，多为坛城和护法神壁画。很遗憾的是，殿中的壁画多为佛像所掩，没能见到书中所写的萨班和阔端会晤的壁画。

考察队在彭措林寺参观

二．学术交流

在拉萨的最后一天，考察队在介观艺术中心进行学术研讨，大家从自身研究方向、考察内容以及相关疑问等角度展开讨论。苏日利格同学通过查阅资料，翻译出寺院各大殿门口悬挂的八思巴文木质门帘的释义；曲强同学介绍了在哲蚌寺甘丹颇章的墙壁上发现的两份清代蒙藏文残损文书，并推测了这两份文书是基于什么背景书写的，反映出当时清朝治藏政策以及蒙藏之间的交流情况如何；乌兰图雅同学分析了寺院中佛像摆放位置的不同反映出佛教思想的差异问题；徐瑶、郭珈宁、旦知吉、哈达同学分别就自身感兴趣的方向进行介绍；我校艺术学院及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们亦是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现场讨论气氛热烈，不同学科、不同方向的深度交流带来的观点碰撞，不仅丰富了大家的知识，也引发了新的思考。

考察队在介观艺术中心进行研讨

在考察途中，四所学校的同学们还结合自身研究方向，从历史背景、壁画艺术、汉藏交流等方面轮流为大家介绍寺院，多维度拓展大家的知识领域。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赵松山为大家讲解

在当今知识语境中，“丝绸之路”具有多重语义。它既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渗透着历史、交流、融合的文化空间概念。而“高原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提出，更是青藏高原文明最终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的纽带和见证。因此，对高原丝绸之路艺术资源的再发掘，建构其在当代艺术史话语中的“文化互通”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二十天的紧密行程中，考察队克服了高原反应与实地情况等种种困难，顺利完成了考察计划。在此期间开展的一系列调研，是藏学知识的延伸，是史料与现实的结合。这次活动也使同学们对藏文化及语言的传承、高原丝路的变迁，以及青海西藏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都有了深切的认识。

伴着布达拉宫的落日余晖，本次的行程也圆满结束，但同学们对于历史的探索仍在继续。

                                                      执笔：郭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