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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纪念恩师庞朴先生
来自: 时间:2015-03-06 浏览:4615
 

纪念恩师庞朴先生

梁 涛

110号我在京郊密云开会,早上突然接到一位山大朋友发来的短信:庞朴先生昨晚849分在齐鲁医院去世。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重重撞击了一下,霎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一时不能克制,泪水竟滚涌而下…我与庞朴先生相识不算很久,也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但在旁人眼里,我们就是师生,我就是庞门弟子。所以当《中华读书报》约我写一篇纪念庞先生的文章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恩师”二字。

一、我的恩师

1998年底,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这一年正好郭店竹简公布,一时备受关注,成为国际显学。于是我改变了原来的选题,将博士后报告定为《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2000年我写出《郭店竹简与〈中庸〉公案》一文,认为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中庸》可能最早是独立的两篇,后被人合在了一起。这一观点很早就有人提出过,我也思考了很久,这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郭店竹简中子思轶文再次做了论证。文章写成后,正好历史所与台湾大学合办一次经典诠释学会议,我在会上宣读了该文,当时庞朴先生也在场。讨论结束后,庞先生主动找到我,说“你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让我提供一个电子版,想要发表在他创办并负责的《简帛研究》网站上。不久,我又写出《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一文,该文是讨论郭店竹简中“仁内义外”的问题。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儒家是反对仁内义外,而主张仁义内在的,根据主要是《孟子》中孟子与告子的一段辩论,但郭店竹简中多处出现仁内义外的论述,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经过研究提出,仁内义外实际是早期儒家普遍接受的观点,但由于孟、告之间的辩论,使孟子意识到仁内义外中潜在的矛盾,故放弃了仁内义外说,而提出了仁义内在说。孟子的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孟子前期也有类似仁内义外的说法,但随着四端说的提出,孟子思想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还考证出孟子四端说形成的时间下限。这次我主动将文章寄给了庞先生,请他批评指正。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里面传来庞先生爽朗的笑声,他不仅对拙文大加赞赏,还约我去家里一叙。之后,我每完成一篇论文都会首先请庞先生审阅,并发表在《简帛研究》网站上。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是《简帛研究》网站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皂君庙东里12楼庞宅也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其实,我寄给庞先生的论文是分不同情况的,有些文章庞先生看过后会主动联系我,约我去家里讨论、交流,有些则不加评论,只是被粘贴在《简帛研究》网站上发表而已。慢慢我体会到,前者往往是我有所发现或解决了某些学术难题,后者则可能流于平淡,缺乏真正的创见。于是有一段时间,能否得到庞先生的认可,接到庞先生的电话,竟成为我每完成一篇论文后的本能反应。初到北京的几年里,常有同学、朋友戏称我进步“神速”,其实我们每个人随时生命的增长、知识的积累,都处在不断的进步之中。但一个人的进步若可以被旁人明显感觉到,那一定是有外部的刺激和推动。对于我而言,庞先生无疑就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试想,一个青年学子,每完成一篇论文都要接受其敬仰的前辈学者的审阅、评判,而想得到庞先生的肯定又是我当时无法克服的虚荣心,其可能产生的动力恐怕不容低估。故当时每写一篇文章,都会使出十二分气力,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现在回想,当时的心态未免功利,不够自然。但与同辈人相比,能得到庞先生的关注和垂青,我无疑又是十分幸运的。庞先生与我的这份特殊情谊已成为我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深深影响到我的生命轨迹。

我是在西安读的博士,博士毕业后才来到北京,无师无友,影只形单,故当时的北京学术界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20000102年间,我有意多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想结识一些前辈学者,这时我遇到的回应往往是:“你是梁涛?庞朴先生很欣赏你啊!”姜广辉教授也曾告诉我,“庞朴先生在多个场合赞赏、肯定你!”可以说,是庞朴先生用他的大手将我领入一度让我望而生畏的北京学术界2001年我博士后出站,庞先生主持了答辩,对我的博士后报告做了充分肯定,并写了一份在我看来有些溢美的评语。2008年,《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出版,出版方想请几位知名学者写一些推荐意见,算做个广告吧。他们自然想到了庞朴先生,但这时庞先生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我不忍去打扰,故在征求他的同意后,从他当年所写的评语中摘出几句交给了出版社。大家现在《思孟学派》封底上看到的庞朴先生的评语实际是写于2001年,当时博士后报告仅有全书的四分之一。

2006年,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世纪城以校内价格购得住房一套,到了入学的年龄的儿子正好就近上了人大附小,解决了我生活中的两大问题。我到人大,最早是哲学院的几位朋友提议的,后来才从孙家洲常务副院长那里得知,是他在一次会议上碰到庞先生,庞朴先生向他做了极力推荐,并有十分肯定的评价。听了庞先生的介绍后,孙老师当晚便找来电话与我联系,诚邀我加盟国学院。我知道此事已是来人大之后,庞先生从没有向我提起过,我知道后也没有向他道谢,只是将一份感激深藏在心底。

先生长期在杂志社工作,退休前没有招过自己的学生,我到北京后,由于他对我特殊的关照和爱护,我在内心中早已将他当做老师看待了。我们之间通信,庞先生按学术界的习惯称我为“梁涛兄”,而我落款一定写上“学生梁涛敬上”。但这只是在信件中,生活中我从没有称他为老师,如果这样称呼反而会觉得造作、不自然。因此,我所谓的“学生梁涛”何尝不像“梁涛兄”一样,只是一种客气和礼节呢?今天庞朴先生离开了我们,我要向他说一声:庞先生,您是我的恩师!您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比任何人都多,我要谢谢您!

二、是智者,更是仁者

在北京学术界,大家都尊称庞先生为庞公,这多少有些特殊。因为与庞先生年龄相当的学者,如李泽厚、汤一介、余敦康等等,大家往往称其为先生,而很少有称李公、汤公、余公的。我不知道这一称谓是如何形成的,也不认为“公”在称谓上一定高于“先生”,但庞公的称谓体现了大家对庞朴先生道德文章的赞赏和认可,则无疑是肯定的。汤一介先生曾说,庞先生“跟各方面的人都能和谐相处,绝不会盛气凌人”。根据我的接触,诚哉斯言!从这一点说,庞先生是智者,更是仁者。庞先生智者的一面,读过他文章的人,自然会有所体会;而庞先生仁者的一面,则往往与其有一定的接触才会有更直观的感受。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我想到更多的是庞先生仁者的一面,是他宽厚、厚道的仁者胸怀。

1999年纪念孔子诞辰25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我作为社科院的博士后也参加了这次盛会。当时郭店竹简的研究方兴未艾,庞先生已推出若干重头文章,再次焕发学术青春,在这次会议上激情四射、异常活跃。当时有一场讨论由庞先生主持,大家积极踊跃,很多学者多次举手也得不到机会。会议进入尾声时,终于轮到一位陕西知名教授发言,这时却有工作人员进来有事情宣布。于是庞先生说:“先请工作人员宣布下午安排,然后请某某某教授发言。”工作人员宣布后,大家又纷纷提问,七嘴八舌,十分混乱。庞朴先生于是问:“清楚了吗?清楚了就散会!”这时那位教授突然跳了起来,质问道:“你不是让我发言吗?为什么宣布散会?”庞先生这时注意到主持有误,连忙喊道:“大家请回来,请某某某教授发言。”可是这位教授已经无心发言了,而是不断质疑发难,且言辞激烈,有些已明显属于人身攻击了。起初庞先生闭目不语,一副处之泰然的样子,任其发泄,但后来见其没有停止的意思,于是拿起论文集在桌子上猛地一拍,喊道“散会!”起身大步走出会议室。我当时正好在场,目睹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平心而论,庞先生的失误并非有意,而这位教授却不依不饶,言辞激烈,不知其自尊心为何如此脆弱?庞朴先生走出会议室后,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胸部急剧起伏着,显然内心无法平静。当时会场乱成一团,学者议论纷纷……不过大概四五分钟后,庞朴先生还是克制住了情绪,他走到那位教授面前说:“用这些时间发言不好吗?何必这样?”我不知道其他人包括我遇到这种事情会有何种反应?但我觉得庞朴先生已经做得很好了,特别是主动上前沟通、和解,此非宽厚仁者,非有一定的休养而不能为也。这件事情之后,我从未见庞先生提及过,一次闲聊时我无意说起,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一把年纪了,脾气何必这么火爆?”相反这位教授回到西安后,却不断向人讲述他的北京之行,制造庞朴是打击、压制他人者的舆论。我来北京前,与这位教授已相识多年,在学术上曾多有请益。但通过这件事,使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可能就是在这件事后,我在内心中反复提醒自己,做人上一定要向庞先生学习!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与庞朴先生熟悉后,交流的次数多了起来。我们见面都是谈学术,谈当时郭店竹简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我们在理解上往往是有分歧的,比如慎独的问题、郭店竹简“”(仁)字的问题、《五行》篇“德之行”与“行”的问题等等。当时我年轻气盛,加之性格的原因,往往是据理力争,不甘示弱,而庞先生则不怒不愠,或微笑不语,或循循善诱。久而久之,我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难免不知轻重,无所顾忌了。有一次庞先生请我联系几位学者搞一次讨论,可能是习惯成自然,轮到我发言时竟脱口而出,当着众人的面反驳起庞先生的观点。可能是没有思想准备,庞先生始而诧异,既而愠怒,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中午活动一结束,便转身而去。看到庞先生生了气,我很是懊恼,整个下午都处在自责之中。毕竟庞先生相当于我的父辈,我不能因为他的大度、宽容便无所顾忌,不分人前人后。到了晚上,我决定给庞先生去一封电邮,对早上的事表示歉意。但打开电脑,进入邮箱,一封庞先生来信已赫然在目。庞先生在信中说,早上的讨论非常精彩,效果很好,感谢我的组织,并对我讲了一些期待和肯定的话。我知道早上的讨论对庞先生而言并不愉快,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生气,原因则是我的鲁莽和失礼。庞先生完全可以不写这封信,不必在意一位后辈学者的感受,况且他并没有当面回应我。中国古人往往将仁者视为对一个人很高的评价,将善良、厚道看做一个人最为珍贵的品质,经历此事后我有了深刻的体会。我写下这件事情,就是想说明庞朴先生是位什么样的人?想告诉人们这就是真实的庞朴先生!看了庞先生的邮件后,我打消了致歉的想法,而是在内心再次提醒自己:见贤思齐,要向庞先生学习!

我看到网上有学者说,庞朴先生骨子里是儒家士大夫。我不知道传统的士大夫是否会像庞先生这样具有平等意识,但庞先生身上体现了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恕道则是无疑的,他不仅将这一优秀品质继承下来,还落实在他的生命、言行之中。他是智者,更是仁者。

三、庞公,走好!

2005年山东大学成立儒学研究中心,庞朴先生出任主任,之后较多时间住在济南,但我们之间仍保持着经常联系。这一年9月山东大学召开“儒学全球论坛暨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我前去参加助兴。庞先生带我参观了新成立的儒学研究中心,并与我商议如何进一步推动思孟学派的研究。到了10月底,由庞先生与杜维明先生提议,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为期一天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座谈会”,该次会议由郑任钊博士记录整理,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上,至今仍是研究思孟学派的重要文献。之后庞朴先生邀请我到山东儒学中心访问,并将《思孟学案》的撰写工作交给我。但之后我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交稿晚了一年,这一直是我心中有愧于庞先生的地方。20064月,庞先生在山东邹城组织召开“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再次参加。会后组织学者参观曲阜,当时庞先生身体很好,全程陪同,声音洪亮,身手矫健,给人留下很深印象。2007年中旬,我从哈佛访问回国,庞先生又于这年8月在山东临沂组织召开“荀子思想与当代价值国际学会讨论会”,之前曾来信让我推荐学者,我推荐了近二十位年轻学者,庞先生悉数邀请。不过这时庞先生身体似已不如从前,除开幕式外,多数时间都在宾馆休息。

先生电脑技术很好,是学者中较早使用电脑的,还曾办过网站,我与庞先生联系主要是通过电邮,我的电脑里至今保存在庞先生近百封来信。大约几年前,我给庞先生去信,过了很久才收到回信,说庞先生身体不好,很少上网了,故没有及时回复,深表歉意,并代庞先生向我问好。执笔者应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赶紧去电话问候,之后我与庞先生的联系渐渐少了些,除逢年过节去电话、短信问候外,一般不去打扰。2010年第二届孔子文化奖评选,这一届是由评委会委员投票选举,正好我忝列评委员会之中,于是将我的一票毫不犹豫投给了庞朴先生。结果公布,庞朴先生果然众望所归,以高票获奖。9月份颁奖仪式在曲阜举行,这时却传来消息,庞先生生病住院了。于是我在颁奖前一天赶到济南,去医院看望了庞先生,第二天又在曲阜见证了庞先生获奖的过程。由于工作繁忙,颁奖一结束马上要赶回北京。我去向庞先生道别,庞先生已不能独自行走,需要人搀扶,他费力站起身来,握着我的手说:保重。我说:庞先生,您也保重!

2013年年底,我为筹备孟子研究学会,去济南看望了庞先生,聘请他为顾问。庞先生虽然身体大不如前,但精神尚好,谈吐、思维依然十分清晰。庞先生住在山大旁边的一栋楼房里,环境不错,但没有电梯,他自己又不能行走,结果被困在了家里,几乎无法出门了。由于设计的缘故,客厅到卧室间竟然有两个台阶,更是给庞先生增加了不便。庞先生就在这里摔了一跤,造成肋骨骨折,还做了手术。让我欣慰的是,几年前就在庞先生身边的保姆,现在和她的丈夫一起来照顾庞先生了,他们的孩子也住在家里,我们谈话时,小男孩就在一边静静玩耍,给家里增添几份生气。

去年上半年,我为《孟子文献集成》的事在济南开会,住在郊区,距离较远,但依然惦念着庞朴先生,于是给庞先生的助手冯建国教授去电话询问。冯教授说,庞先生身体还可以,春节前还回北京一趟。庞先生想去北大看看杜维明、汤一介先生,但又怕给对方造成麻烦,坚决不让通知,只是坐在轮椅上在杜先生、汤先生门前各停留了五分钟,说这就算是看过老朋友了。我听说此事后,内心一阵酸楚,马上对冯建国教授说,六月份我们在邹城举办孟子国际学术研讨会,想请庞朴先生来参加。冯教授很支持我的想法,并征得了庞先生同意。于是我马上与邹城方面联系,告知庞朴先生将前来与会,并对如何接庞先生过来,如何上台发言都做了细致准备。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部分学者,大家都很高兴,期待着见到庞先生。可就在会议前一周,冯建国教授通知我,庞先生突患感冒,医生不建议他外出活动。邹城方面知道后,也劝我慎重。这种情况下,我不好坚持,只能遗憾地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机会。然而没有想到,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再没有机会与庞先生相见了……

先生离开了我们,我希望也相信他在另一个世界一定会生活得好,庞先生以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实在有太多的困难和不幸,这绝不是个人在学术上的某些成就可以抵消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想用学术界的称谓说一声:庞公,走好!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1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