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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黄朴民:南辕北辙:关于研究生培养的断想
来自: 时间:2014-04-25 浏览:1951
德国诗人海涅曾写有这样精辟的诗句:“我播下的是龙种,可收获的却是跳蚤。”用它来观照和衡量现在的国内研究生培养,你就不能不承认:海涅的诗句,真的是天才的预见。 工业化对高等教育中研究生教育的最大影响,或许就是整个专业人才培养上的批量化生产,程式化管理,具体地说,标准化、数字化,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独门神器,让学生和导师均磨平了棱角,中规合矩照着规则做,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并不想否定研究生培养上讲求操作规范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近些年来研究生队伍按几何级数翻倍增长、导师群体素质、水平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情况下,讲求培养工作上的规范化是完全必要的,即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培养模式、管理机制,用于理工科或社会学科上或许比较合适,而落实到传统的人文学科上则很容易导致削足适履、泯灭特色的后果。在人文学科,传统的手工作场式的师傅带徒弟的人才培养途径,似乎要远胜于大工业化背景下的人才批量生产。它符合学术传承的内在规律,能够形成富有鲜明个性的学术风格,而这种风格又可以使得人才拥有创造性的思维,善于在学术上进行创新与突破,成为开拓型的学术薪火传承者。 可是,当今人文学科研究生培养上的数字化、程式化管理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则属于治丝益棼。它的良好初衷与最终归宿之间,很有可能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 这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挂一漏万地归总起来,就是形式主义猖獗,大玩花架子,形式大于内容,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表格名目各异,泛滥成灾。无论是导师,还是学生,从进入培养环节伊始,就不得不与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表格打交道,制定培养计划要填表,中期综合考试要填表,论文开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生课题要填表,学位论文答辩要填表,毕业派遣还是要填表,总之,填表成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不少表在设计上肯定不是深思熟虑的产物,而是让大家为填表而填表,所以,即便是填了表,签了字,不见得在日后学习、研究的过程中会执行落实,而管理部门在日后更不见得会仔细考核,严格要求填表人加以逐一落实,一句话,它大多是虚应故事,彼此虚与委蛇,走个过场。既然这是画饼充饥、纸上谈兵的事情,又何必一开始时就搞出一副大动干戈、煞有介事的模样,让学生与导师为此浪费时间与精力,难道就为了虚张声势、虚晃一枪而已? 这中间,最无聊最扯淡的表格,就是研究生刚入学时就填写的“培养计划表”。说实在的,像历史学等专业,一个刚刚考上硕士生、博士生的同学,对自己接下来的学术兴趣、学术规划、研究现状、研究能力以及可能的学术主攻方向基本上谈不上有什么感觉,尚处于茫无头绪的状态,所以,他她也就很难早早地梳理清楚研究的思路,选择研究突破的方向。要尽快进入研究的前沿阵地,他们就必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了解和掌握自己研究范围中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慢慢地弄清楚自己究竟喜欢研究什么问题,搞明白自己究竟能够研究什么问题。 这之后,才可以基本明确并选择自己读书期间的大致学术研究主题与方向。可是,现在则要求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一入学就选择具体的研究方向,并制定出详尽细致的相应工作计划,这显然是强人所难的做法,学生们即便填了表,那也是闭门造车、瞎编一气而已。是不具备操作性的,也是缺乏落实相关计划的保证的。而其导师在未完全、未充分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之下,也是很难地提出实质性的计划修改建议的。 所以,新生此时填写的表,不过是自己在规则的要求下,临时拼凑出来的“计划表”,没有价值,缺乏必要。完全可以不填或仅简略填一下应付就可以。如果,太把它当一回事,那真的是买椟还珠,脑残进水了。所以,我在指导硕士生、博士生时,学生提交的这类表格,我一般是不会太较真地审读把关的,只要表格上的空白之处已被文字基本填满,相应环节没有缺漏的,我就毫不犹豫签名通过。 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道理,即,“计划赶不上变化”,《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有云:“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一瞬目,而兵形易也。”用之观照我们制定的所谓研究生培养计划,实不无启迪意义。人文学科的研究自有其内在的规律,讲求灵光闪现、文思泉源,立地顿悟,豁然开朗。最犯忌的是中规合矩、刻板僵化。学生三、四年学习期间,学术关注上的兴奋点,或许会转移;学术研究的潜力与特长,有个性上的极大差异,如有的沉潜守拙,适合于做精细的考证;有的高明灵动,擅长于从事思辩色彩浓厚的阐释。而这些都需要学生在治学过程中渐渐实现自我定位,需要导师在指导过程中慢慢地去发现。否则就等于是作茧自缚,即所谓“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 当年我们那个时代读硕士生、博士生,并没有这么多乌七八糟的表格要填写,不是也顺顺当当走到今天了吗?那个时候,学位论文可以写成像模像样、花团锦簇的正经论文,也可以拿以校勘注疏为主体,但又确有学术价值的古籍整理成果去交差。没有人会来横加干涉,甚至在一些老先生眼里,与其炮制玩弄概念、故弄玄虚、虚张声势、大而无当的高头讲章,不如脚踏实地做些文献整理的基础性工作。更何况,文献整理同样是发现问题,并运用厚重学科知识、正确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训练过程,同样可以提升学术研究的能力,同样是学术文化传承上的创造性努力。 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位论文的选题也可以随时改变,根本没有什么固定的计划。像我的博士生同学齐涛教授,刚入学时初定的题目是韩偓《香奁集》的整理与研究,可一年后便换成了“唐代盐政研究”,从原先的以文学历史研究为对象,变更为以经济史研究为对象,跨度不可谓不大,可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而我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更是到临近毕业前三个月时才最终确定下来,且与最初的题目有了很大的不同,即由整体考察两汉儒学演变的历史,换成了专门讨论董仲舒思想的内涵与意义。这一样也没有导致任何麻烦。如果事先有什么的计划,那么,这计划岂不等同于一张废纸。 所以说,没有计划,这恰恰是最好的计划,就像武侠小说中所讲的那样,无招胜有招。应该讲,这合乎兵法上所揭示的克敌制胜最高原则:“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其次,是规定要主修完相当数量的学分,搞莫名其妙的课程体系。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开设不开设,开设多少门才合理适当,怎么开设,等等,同样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研究生是不是应该上课,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天底下,哪有作为学生而不用上课的道理。问题是,现在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似乎很有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仅就我所比较熟悉的历史学专业而言,其形式上的欠缺,至少有两个地方。 一是课程多为本科生专业课程的放大或延伸,改头换面,了无新意,没有体现研究生教育自身的特点,侧重于一般知识性的传授,而较为忽略对创造性思维的培育和对方法论运用的掌握。如我所在的人大国学院,本科阶段开设有“中国思想史研究”,而硕士生学习阶段又开设有“古代思想家研究”,多年来一直如此。其实,要对这两门课之间的异同作区隔与界定,是比较困难的。学生们在短短时间里,修读两门性质相近、内涵相似的课程,自然不太容易激发起学习的兴趣,其授课的效果、接受的能量肯定会相应打了折扣。 二是课程的数量太多,学分要求牵着同学们的鼻子走,让大家把大量宝贵的时间耗费在课堂听课记笔记上,严重缩减了研究生能自主支配的学习和研究时间,其研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无形之中受到侵蚀,与培养研究生独立从事研究能力的宗旨背道而驰。在我们现在的体制之下,政治理论课、外语课是人人都得受教的,这一点,生活在地球上的中国人都懂的,没有人会去挑战它,所以,可以暂且不论,上面怎么规定的,身为草民的我们照章办事就是了。但专业课开设得这么多,则是大可不必了。除了讲授研究方法论的课程和开展重大学术专题讨论的课程之外,一般的知识性介绍课程完全可以减省掉,以大大压缩学分修习的数量。这样,学生便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为泡图书馆、读文献资料乃至外出进行学术考察、参加学术会议提供更大的空间。 以我过来人的切身体会,我觉得课真的不必多上,关键在自学。记得我在杭州大学历史系跟随黎子耀师攻读硕士生、研习先秦史期间,专业课程也就两门,一门先秦史专题研究,一门先秦文献研究,学得很轻松,可同时也学得很有效率。再如,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师从王仲荦师、杨向奎师、田昌五师攻读博士学位时,专业课更只剩了“先秦史研究”一门了,由徐鸿修教授负责讲授。这同样也不曾影响到我对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对研究能力的专门训练。 另外,我个人认为:与其上大量少有新意、乏善可陈的课程,倒不如多听些权威学者的专业讲座,因为这些讲座或是讲演者本人殚毕生精力所提炼而得的学术精髓,或为学术前沿信息与动态的第一时间反馈,对于拓展学术视野,掌握学术信息,了解学术新见,借鉴学术研究方法,均不无裨益,受用良多。 我本科、硕士的学习生涯都在杭州大学度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这样的好地方,外地的学者也是普通的人,都有游历的兴致与意愿,所以,当时好多的学术会议都在杭州开。历史系的领导很是敬业,处处为学生们着想。于是秉持“江湖”的规则,“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打从杭州过,留下买路钱”,诚诚恳恳地请求那些专家留下“买路钱”:给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同学们作专题讲座。 吾生也有幸,曾聆听过多场精彩的学术讲座,近距离感受了不少史学大师的学术风采。这个名单可以列上长长一串,包括有: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复旦大学的谭其骧先生,著名经济史专家、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先生,著名古文献学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的张舜徽先生,著名先秦史专家、兰州大学的赵俪生先生,著名法国史专家、北京大学的张芝联先生,著名先秦史专家、吉林大学的金景芳先生,著名宋史专家、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著名先秦史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张政烺先生,著名明史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谢国祯先生,著名史学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泽先生,著名俄国史专家、北京大学的张蓉初先生……。至今思及,犹是悠然神往,感恩于上苍的眷顾! 与课程设置平庸无特色、课程过于繁多相比,授课内容上过分强调系统性、完备性,授课方式上与本科生授课雷同性、同质化,则是更严重影响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孙子兵法》有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研究生的授课最忌讳的就是追求面面俱到,做平铺直叙式的介绍。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一般的历史学知识他们早已有所接触和掌握,在这种情况下,你若是泛泛地介绍某一领域的知识,一定无法得到他们的认可,听你口干舌燥地讲,远不如他们自己上电脑,到百度、谷歌的检索系统中去检索和了解。他们听你的课,是要听你别开生面的见解,了解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可是,每个老师的知识结构中都一定会有软肋的,有学术上的盲点。其真正有独到研究心得的,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过于追求系统性,那么,许多内容的讲授只能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像我本人,虽以思想史为专业,但有所擅长的不过是先秦军事思想和两汉经学思潮而已。而《古代思想家研究》这门课,从系统性、体系性完备考虑,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就应该讲到,我哪里做得到,硬得要讲的话,也只能拿本参考书,依样画葫芦式的复述一遍,这难道有意思吗?所以,我开这门课时,每讲完两汉思想家,就加以“腰斩”,打住不往下说了,这显然是不符合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的。 其实,真正有价值的课程,都是那种富有学术个性特色的课程。不应该强调体系性、系统性。这方面前辈学术大师已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马叙伦先生当年在北大讲授《庄子》,一个学期就讲了其中的《天下》一篇,遂得“马天下”的雅号。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中的“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就开宗明义申明,“本课程虽属通史性质,也不能全讲。如果各方面都讲一点,则类似高中讲法,不宜于大学。每星期二小时,在听者或嫌其少,在讲者已恨其多。其原因有三:(一)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没有研究过的,要讲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和见解(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这些,都见于记载,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说一遍。(二)有些问题确是值得讲,但一时材料缺乏,也不能讲。(三)以前已经讲过的也不愿意再重复。有这些原因,所以可讲的就更少了。现在准备讲的是有新见解、新解释的。”(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这可谓是真正的“通人之论”,应该奉为讲授研究生课程时的最高原则。 我所遇上的不少优秀老师,在给学生授课时,也都或多或少不约而同地呈示着陈寅恪先生的教育理念。如杭州大学主讲“世界上古史”的毛昭晰老师,一个学期下来,就讲了“腊玛古猿”专题,古希腊、古罗马,他抄了一黑板的提纲,就算完了。而主讲元史的黄时鉴老师,也只是重点讲了“怯薛”、“探马赤军”、“也里可温”等几个题目,其他的蒙元史史实,则同样忽略了过去。可恰恰是他们,才是我们当时最崇拜的师长,而且觉得听课最有收获。 至于我的硕士生导师黎子耀先生,他虽给我一个人开设了“先秦史专题研究”和“先秦文献研究”两门课,但是每两周让我去他家里一次,前一门课以王国维的“卜辞中所见的殷先公先王考”为题,对甲骨卜辞所反映的殷代统治谱系展开讨论,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后一门课则只讲《诗经》,而《诗经》中则又仅仅疏解了《关雎》一首诗。 到了山大读博士生期间,徐鸿修教授的“先秦史研究”,课同样在他家里讲,且也只是讲了“周代宗法”“国人议政”等三、四个专题。然而,他们的授课,却真的是第一流的课,因为通过他们的讲解,我多少窥见了治学的门径,能帮助自己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所谓“一法通,万法通”,这才是成功的课程设计,典范的研究生教育之道。而今天求大求全的研究生课堂教学与之相比,其水准低下,相距实不可以道里计。 其三,是违背“因材施教”的原则,泯灭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同时对“学术创新”作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任意割裂学术传承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内在辩证统一关系。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研究生教育与培养上的问题之一,是将所谓的学术创新流于口号化、形式化,一味强调创新,而相对忽略了必要的传承。事物是辩证统一的,传承与创新互为关系,相辅相成,没有创新,就会窒息学术发展的活力;但没有必要的稳定,创新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式的忽悠。所以,《周易》既有“革”卦,肯定开拓、变革、创新的意义,又有“鼎”卦,强调稳定、积淀、厚重的价值,二者不可偏废。在我们中国,“保守”似乎完全是负面的意义,意味着固步自封、封闭僵化、消极落后;其实,事情哪有这么简单,保守在许多情况下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所以,人家英国一个主要的政党,就干脆取名为“保守党”,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坚持自己行之有效的做法,坚守自己的合理制度,乃是一种美德,一种正能量。 在学术研究上,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开拓,积极创新,另一方面,也要倡导传承,充分借鉴和汲取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的研究基于原来的学术成绩,又超越于原来的研究成就。然而,我们现在的研究生培养却提倡为创新而创新,这在论文写作上更是强调到了不恰当的地步。 我本人忝列教授之位,也经常受邀担任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评阅人,或参与同行评议。经常看到评议书的说明文字中,要求评阅人指出该论文有哪些创新,罗列出一、二、三,甲、乙、丙,A、B、C,等等等等。说实在的,我最嫌烦的,就是这个提法了。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主要的命题,千百年来,早已让读书人研究得相当饱和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是“题无剩义”了,哪有这么容易让今天的我们任意创新? 我本人研究《孙子兵法》近三十年,创新的地方少之又少,无非是写过“伐交”考、《孙子兵法》与《司马法》关系辨析等论文有些新意之外,其他的方面还不是沿袭古今学术界的成说而已。现在一篇博士生学位论文的完成时间一般也就是三年、四年而已,想有多少创新也实在困难。 我个人认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能全面梳理清楚前人这方面的研究状况,个别地方有些自己的看法,文通字顺地写出10多万字来,那就算是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了。如果念兹在兹地强调创新,那么很有可能会是一厢情愿的白费劲。甚至会“创新”出类似“武大郎个子不会太矮”“西门庆是君子”这样的胡说八道。 在研究生教学的实施与管理上,同样也不宜刻意追求所谓的“创新”。否则,同样容易走火入魔,大闹笑话。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标新立异,总是喜欢打着“创新”的旗号,悄悄地夹带追求“政绩工程”的私货,让人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法国罗兰夫人有言:“自由,多少恶行借汝名而行”,套用之,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创新,多少折腾借汝名而行”。 明明是培养方案,却故弄玄虚命名为“某某图”;明明是个必读论文选,却煞有介事宣称为“某文献”。实在看不出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况且,即使是同一个专业,学生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该读的书,该看的文,不应该整齐一律。硬性作统一规定,就违背了古圣贤所提倡的“因材施教”之道,是值得商榷的。况且,哪些论著该必读,每一位做导师的,也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也许推崇陈寅恪,我可能赞赏梁启超,哪里会有标准的答案! 所以,与其费心在研究生培养问题上大张旗鼓搞“创新”,还不如鼓励所指导的研究生沉静下来,踏踏实实读点书,顺其自然做学问。毕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才是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乃至“宇宙真理”。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4月23日 13 版)